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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中國工業報

   未來一段時期，困于中低端環節的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日前在第十屆中國企業高層發展論壇上就未來中國企業的生存狀況做出了判斷。 

   李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已進入實質性轉變刻不容緩的階段，中國企業也到了必須實現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轉型發展階段。 

   去產能化將是大勢所趨 

   在經濟調整期，中國企業要想成功轉型還面臨著四大結構性矛盾。首先是產能過剩和產業高度同質化。 

   李偉認為，“這種狀況如果任其發展將會引起系統性風險，甚至經濟危機。”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而且也呈現出新的特點。不僅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產能過剩，部分所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在短時期內出現了過剩，如太陽能光伏電池，中國的產能占到全球的60%。風電設備產能3000萬~3500萬千瓦，產能利用率低于60%。 

   部分行業已經出現了絕對量和長期過剩的態勢。國外研究機構認為，我國在未來短則3~5年，長則5~10年時間內，去產能化將是很多行業的主要趨勢。目前我國的粗鋼、水泥、電解鋁等均占世界產能一半左右，尤其粗鋼產能，在2011年底就達到9.7億噸，到2015年，預計可能達到11.2億噸，而中國鋼鐵消費的峰值預測也就7.5億~8億噸左右。 

   究其造成產能增長過快，新增產能不斷形成的原因，李偉認為主要是近兩年的集中投資和各地規劃產業的高度雷同所致。各地“十二五”規劃中，有16個省市區依然把鋼鐵作為重點發展產業，20個省市區把汽車作為重點發展產業，這在未來可能都有撞車的風險。 

   眾所周知，產能過剩帶來的嚴重后果是各地區產能高度同質化，惡性競爭，企業效益大幅下滑。甚至會如李偉所預言，將發生經濟系統性風險，出現經濟危機。 

   其次，隨著中國等新型經濟體的崛起和歐、美、日發達經濟體的發展趨緩，世界力量格局對比進入了大調整期。一波接一波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更增加了世界經濟運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中國企業“走出去”在面臨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和更多的摩擦。發達經濟體在經濟復蘇緩慢、失業率高企的新壓力下，不僅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而且投資保護主義開始盛行，中國企業許多正常的兼并收購行為也往往被打上政治陰謀的烙印，華為、中興在美國受調查，三一重工在美國收購失敗等就是典型的案例。 

   再其次，當今世界正處于新一輪的技術革命期，以互聯網、新能源、3D打印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初見端倪，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數字化制造和個性化生產，將會深刻影響全球的制造與服務業版圖。而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欲借此挽救制造業的頹勢，重振西方經濟，以擺脫金融危機。 

   加上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所帶來的能源成本降低，能源對外依存度顯著下降，部分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開始回流到美國。 

   “我們如果不加強自主創新和核心技術的突破，中國企業在高端制造上將有可能再次被西方發達國家遠遠地拋在后面。”李偉感慨道。 

    最后一點是，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減弱。有數據統計，未來十年壯年勞動力（19~39歲）數量每年將下降1.2%。加上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使得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比較優勢正在不斷減弱，甚至喪失。盡管我國有產業配套齊全和技術設施良好的優勢，但仍然有不少國際訂單轉向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地區。 

   對此，李偉預測，未來一段時期，在外需不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國內產能過剩、惡性競爭的問題可能會更加突出，加之國內資源、環境約束越來越嚴，缺乏核心技術、困于中低端環節的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 

   成功轉型遭遇核心技術突破困局 

   面對嚴峻的挑戰，企業應該怎么辦？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不高，主要原因是產業不強，企業大而不優，企業的創新力不足。”李偉表示，各地產業同構化程度不斷加強，許多產業產能過剩，凸顯了我國企業競爭力和產業整體素質不高，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競爭力。 

   看來，加快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就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約束作用。 

    研究發現，2011年以來，在經濟增速下滑中，一些企業采取了抱團取暖、抱團過冬等做法，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還是治標不治本，難以真正應對企業所面臨的四大挑戰。 

   “惟有企業真正實現了技術創新上的成功轉型，才是應對挑戰、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途徑。”李偉表示，當前，中國已經到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實質性轉變刻不容緩的階段，中國企業也到了必須實現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轉型發展階段。

   “惟有實現這一轉型，才能提升我國產品在國際價值鏈分工當中的地位，才能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實質性優化和升級，才能達到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提高效率的要求，才能真正實現富裕中國、文明中國、創新中國和美麗中國的愿景。”李偉表示。 

   但是怎么轉？向哪兒轉？ 

   2012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就中國企業的轉型發展問題在全國各地做了大量深入調研。調查顯示，中國企業已開始了艱辛的探索，部分企業通過加大研究開發投入持續不斷地推進了自主創新，通過加強品牌建設，向產業鏈上下游延伸等多種方式在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中國企業發展報告2013》（以下簡稱《報告》）指出，保持主業不變，進入新行業是企業轉型發展的常見方式之一。如廣州TIT紡織廠從虧損企業通過跨行業轉型，從傳統的紡織加工企業轉變為集多家知名服裝服飾企業和設計產業鏈企業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創意產業園，年產值超過150億元人民幣。 

   向研發設計、品牌建設、銷售服務等附加值更高的非制造環節延伸，不斷提高企業在微笑曲線上的位置也是轉型發展的重要表現。 

   金融危機以來，企業由于外部市場需求萎縮所帶來的競爭加劇，本來利潤率就偏低的生產制造環節的價值空間受到進一步擠壓，而與此相比，研發設計、銷售服務等微笑曲線的兩端利潤空間相對較大。 

   《報告》認為，研發投入有所加大是促進企業提高附加值的重要原因。研發的效果及其在公司轉型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得到普遍認同。但是，我國企業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依然面臨著核心技術難以突破、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等困難。 

   李偉認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轉型既然已經開始，我們就必須克服一切困難，通過自主創新努力擁有若干處于世界前沿的技術，通過轉型升級不斷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通過結構調整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的質量和效益。 

   創建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應該處理好和市場的關系，為企業轉型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李偉認為，政府應做好三方面的服務工作。 

   一是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作用，引導企業合理有序發展。 

   “當前我國產能過剩，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如此嚴重，有多種原因，但其根源我認為還是在于市場機制太弱，而政府控制配置制約社會資源的作用過強。”李偉表示。 

   當前，促進企業轉型發展對政府而言，最合適的角色就是為企業創建穩定和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切忌政策多變，同時應盡可能避免習慣用政府的判斷和選擇來代替市場機制，讓市場而不是讓市長在選擇支柱產業和優勝產業、規定和控制產業規模、設定和提高產業集中度方面發揮作用。 

   此外，李偉認為，政府在致力于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環境的同時還應通過有效的產業政策、創新政策、貿易政策支持企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通過支持研究公共政策，支持企業的創新和產業升級。通過制定更嚴格的環保標準、產品標準和通過用戶補貼等政策，形成倒逼機制來引導企業創新的方向和企業創新投入的力度等。 

   二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降低企業稅負和資金成本，積極鼓勵研發創新。 

   要加快結構性減稅、積極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切實防止因增收壓力而加大企業負擔。要進一步深化科技創新體制，鼓勵新型研發機構的發展，通過落實研發支出稅前扣除政策和加速企業折舊，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設備更新，將企業為主體的國家創新戰略真正落到實處。 

   在貨幣政策方面，要通過多種措施保持基礎貨幣的合理增長，根據金融形勢的變化適時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必要的流動性。 

   針對全球新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要適度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保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適當放松對過橋貸款等方面的限制，支持與產業升級相伴的兼并重組。要堅定不移地發展草根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的創業、創新和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是簡化審批，加強服務，幫助企業走出去。 

   全球化的經濟意味著全球化的市場和全球化的企業，無論是基于資源、環境的原因，還是基于市場和技術的原因，企業都應該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求發展的機遇和空間。當然，世界各國的政府其實都在幫助本國企業走出去，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對此，政府完全可以大有作為，其核心的措施就在于轉變職能、提高效率、簡化審批和加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