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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日報》

    ○ 世界經濟將在西方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引發的高度不確定環境下持續發展，表面強勁實際脆弱，不確定性上升將成為主要特點

    ○ 新興經濟體后發優勢依然具備，發展潛力依舊，而發達國家也將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受益

    國際金融危機已進入第5個年頭，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刻的變革與轉型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3%，明年恢復到3.8%，這與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率持平。如何看待和分析當前世界經濟轉型中的風險與機遇？記者采訪了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

    記者：今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現。您如何看待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和未來走向？

    陳鳳英：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倒閉，由此引發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席卷全球。如今，第5年已經開始，但危機的陰霾還是揮之不去。由此也讓我們看到，西方危機可能走向長期化。無論是華爾街金融風暴，還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由此衍生的社會亂象，都表明西方的危機已經延伸至社會和政治領域，并且深陷“三高一低”陷阱難以自拔，即高失業、高財政赤字、高債務、低增長，社會矛盾激化，兩極分化加劇，引發了民眾不滿，抗議浪潮時起。綜合分析，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質是制度性危機，而這種危機需要從根基上解決問題，短時期內不可能完成。

    再看美、歐、日三大主要經濟體的表現。美國實體經濟基本健康，房地產市場開始企穩，金融改革取得進展，尤其是“再工業化”可能掀起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重振端倪初露。但是，近中期美國內消費依然受失業率高企的影響，增長很慢，貨幣政策雖持續寬松，但效果并不明顯，又面臨“財政懸崖”威脅。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明兩年美國經濟將分別增長2.2%和2.1%。再看歐洲，歐債危機正由爆發、蔓延、徘徊階段進入整合重組，隨著一系列制度性改革措施的出臺，“歐元崩潰”危機基本排除，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要看到的是，結構調整與制度重建是一個漫長過程，加之社會矛盾與政治博弈，若要徹底治本，不是一日之功。尤其是當前歐洲經濟形勢險峻，今年衰退不可避免，高福利、高失業、高債務，加之社會矛盾激化，經濟恐將持續低迷。日本經濟經歷去年的大地震后，政府加大投入，呈現恢復性增長的苗頭，但是受歐美經濟放緩以及與鄰國外交爭端的影響，需求疲軟，出口下降，給日本制造業造成創傷，加劇了經濟衰退的危機。加之人口嚴重老齡化，政府政策多變且手段失靈，日本經濟景氣低迷已成趨勢。
與發達經濟體的疲弱增長態勢相對比，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形勢尚不錯，增長依然強勁，只是在西方危機陰影下，外部經貿環境明顯惡化，內部結構問題顯現，加之美歐輿論瘋狂唱空，面臨“被危機化”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雖然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但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仍將堅挺。也許速度有所減緩，但并無硬著陸的跡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期，今明兩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將分別增長5.3%和5.6%，仍明顯高于發達國家的1.3%和1.5%。

     值得關注的是，非洲經濟非常亮麗。進入21世紀以來，非洲經濟發展的持續性與穩定性增強。危機前的2004年至2007年，非洲經濟年均增長達到6.7%，危機后依然保持較好發展態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明兩年非洲地區經濟將分別增長5%和5.7%，2014年至2017年將提高到5.5%，成為繼亞洲外的第二高增長地區。這是歷史罕見的好現象，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強經貿合作密不可分。拉美與獨聯體經濟也不錯，主要得益于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

    綜合各方面的情況看，世界經濟將在西方危機尤其是歐債危機引發的高度不確定環境下持續發展，表面強勁實際脆弱，不確定性上升將成為主要特點。今天的全球經濟已經離不開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未來發展還要依靠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牽引。

    記者：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國際環境分析，您認為重要戰略機遇主要來自哪些方面？

    陳鳳英：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并沒有改變全球化的大趨勢。從國際環境分析，重要戰略機遇主要來自以下方面：
第一，新一輪科技革命觸發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必將對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當前，以美國頁巖氣、致密油等開發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突飛猛進，同時以智能機器人、3D打印為代表的制造業革命也在興起，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革命性突破。隨著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藝的不斷涌現，像過去那樣因為資源、能源爭奪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或許會大幅下降?？萍际侄卧谝欢ǔ潭壬洗鎽馉幨侄?，將塑造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

    第二，全球治理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革。傳統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都在發生有利于新興經濟體的變化。為應對危機，一些新的機構如二十國集團、“10+3”等協調機制也在不斷出現。全球治理的變革將徹底打破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表現在東西方合作不斷加強，新興國家的國際地位將得到提升，聲音也將得到重視。這樣一種以和平方式實現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也是戰略機遇期的題中應有之義。

    第三，由危機和衰退引發全球經濟發展轉型，推動各國進入重大改革時期。轉型之后誰能占據優勢，就要看誰能抓住機遇，搶得先機。轉型勢必涉及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調整，現在傳統大國出現了一種矛盾的心態，就是既希望限制新興國家，又需要新興國家的發展拉動世界經濟增長。因此兩類國家雖然競爭激烈，但是坐下來談得更多。這樣一種戰略形勢對新興經濟體來說總體是有利的。新興經濟體后發優勢依然具備，發展潛力依舊，而發達國家也將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受益。

    記者：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困難，也帶來了新的機遇。您認為中國要在未來大有作為，應當如何防范風險、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陳鳳英：外部風險主要來自大危機之后的大衰退、大動蕩、大調整。全球轉型正在進行中，意味著形勢仍然復雜，不可預測性仍然存在。無論是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還是資金流動，新興經濟體將長期面臨經濟過熱或者過冷、資金過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危機的沖擊下，所有的經濟體都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發展模式，而新的發展模式究竟是什么，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方向。因此，今后幾年世界經濟都可能處于一種紊亂調整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國家試圖轉嫁危機，進而帶來新的風險。

    因此，在這個重要轉型期，我們要冷靜觀察，著眼長遠，審慎決策，以成功轉型為根本目標。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盡快實現消費拉動型的內需增長。面對今后幾年美歐日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我們必須做好足夠準備。此外，我們要密切關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動向，未來制造業革命對“中國制造”的沖擊巨大而直接，必須全力以赴加強研發，加快人才培養，占領新的工業革命制高點，才能真正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