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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中國科技網

    決策視野

    作為“第五權力”的思想庫，已經成為國家或區域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和標志。隨著科技價值的凸顯和思想庫的專業化發展趨勢，科技類思想庫在各國應對經濟低迷、發展困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科技類思想庫也面臨著旺盛的社會發展需求，時代價值日益凸顯。

    近二、三十年來，思想庫早已擺脫非正式參與公共政策過程的會議咨詢顧問身份，也不再是單純承包政府需求的咨詢附屬機構，已成為現代國家決策鏈條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各類思想庫通過生產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已穩坐公共部門外腦的位置，成為國家（政黨）路線政策的增效器和國際交流合作的“第二軌道”。思想庫在現代決策體制中的影響力凸顯，因此被譽為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外的“第五種權力”。

    科技類思想庫迅速崛起

    從研究領域看，思想庫一般分為綜合性與專業性兩類。與綜合性思想庫不同，專業化思想庫選擇特定影響對象、集中研究單一的公共政策問題。

    科技類思想庫是一種專業性思想庫，其政策研究重點不僅集中于新技術研發，也注重切實可行的科技發展策略研究及決策科學化水平的提升。近年來，各國紛紛將科技當作應對經濟低迷和產業轉型的核心動力，科技類思想庫也順勢而起。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英國的科技政策研究會、美國的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等，都是對科技類思想庫發展需求的有效回應。

    在我國改革的關鍵階段，利用好戰略機遇期和黃金增長期要依靠科技；應對矛盾凸顯期的各種問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根本的還是依靠科技。科技政策涉及的訴求主體、利益關系和影響范圍越來越廣泛，簡單的個體研究行為和非體制化、非常規性的集體科研活動都難以滿足如此廣泛的科技決策需求。科技思想庫正是改革發展關鍵階段所急需的智力資源。

    科技類思想庫在我國并不是新生事物。眾多科研機構、行政部門都在實踐中長期發揮著生產科技知識、提供決策參考等重要作用。但明確思想庫的發展定位，設定影響決策、引領思潮的發展目標，加強相關工作機制和組織能力建設，卻是近十余年來的事情。例如，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在1998年提出發揮中科院國家科學思想庫的作用。

    目前，在體制化思想庫建設中，中國的科技類思想庫仍處在起步階段。社會認可度，尤其是國際認可度不高。賓夕法尼亞大學《2009年全球智庫報告》指出，全球5465個思想庫中，中國有74個，但沒有一家是科技類思想庫。

    我國科技類思想庫有較大提升空間

    科技類思想庫的發展環境是一個開放的、變換的系統。外部環境在一定時期內決定著思想庫“可能有所作為”的范圍。

    外部環境因子之一：政策環境。黨和國家重視科技類思想庫發展。剛剛結束不久的全國創新大會明確提出完善國家科技決策咨詢制度，將科技咨詢納入國家重大問題的決策程序，為科技類思想庫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但是，2004年以來，黨和政府多次發文強調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思想庫作用”，而科技類思想庫至今尚未得到同樣明確而有力的政策支持。

    外部環境因子之二：法律環境。依靠法律確定思想庫在現代決策中的地位是決策民主化國家的通行做法。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就相繼制定《中小企業診斷實施綱要》、《企業合理化促進法》等，為思想庫的協調有序發展提供法律保障。但總體而言，我國思想庫在決策過程中的地位沒有得到法律確認。由此，決策者對決策咨詢的重視度大打折扣，寧可跑政府、找領導解決問題，也不愿找咨詢機構出主意、搞論證、想辦法。更為重要的是，決策主體和咨詢機構的權責不清晰，不僅難以對任何一方的失范行為予以懲戒，而且加大了決策失誤的概率，最終導致決策質量和水平低下。

    外部環境因子之三：經濟環境。西方現代思想庫先行國家一般都已建立非營利法人制度。國外思想庫經費來源于官方資助和社會力量籌集。在我國，科技類思想庫多為官方或半官方，經費主要來源是財政撥款。經費來源的單一化使我國科技類思想庫的獨立性和研究內容的客觀性廣受質疑。但我國科技類思想庫如果完全拋開財政支持，就只能注冊為企業。在國內“思想市場”發育不足的現實條件下，面對極大的盈利壓力，其獨立性與客觀性又將受到迎合市場的質疑。

    外部環境因子之四：社會環境。目前，很少有社會公眾能夠清楚地認識到：現代思想庫早已不是研究人員向決策者“進諫”的個人行為，而是交叉學科的科研人員借助廣泛的決策信息和科學的研究方法，為決策者提供專業智力產品和服務的活動，是對研究者個體智慧的凝聚、提升的組織行為。同時，科技類思想庫所培養和儲備的人才，更多關注自然科學，未必熱衷于服務決策。科技類思想庫的人才與政府所需官員的素質要求有一定出入，適用的范圍不寬。我國科技類思想庫的“旋轉門”現象不夠突出。因此，科技類思想庫的公眾認可度、社會影響力都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我國科技類思想庫需要創新發展

    盡管很難對外部環境進行總體性控制，但通過明晰外部環境狀況，科技類思想庫能夠更準確把握機會，回避風險，創新發展。

    第一，突出特色，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贏得廣泛的社會認可和政策法律支持。要突出優勢打造科技決策咨詢的品牌；要結合決策過程的特點施加影響；要切實擔當起政策增效器的職能，加大教育公職人員和社會公眾的義務；要運用好媒體資源實現共贏。

    第二，著力培育和儲備人才，打造科技類思想庫的“旋轉門”。科技類思想庫要放開視野，著重建設引智平臺，完善人才共享機制。高校的專家、企業界的精英、政府卸任的官員，其他思想庫的著名研究者都是大可使用的人才資源，科技類思想庫應當不求為我所有，通過舉辦論壇、開展聯合調研等方式真正為我所用。完善人員身份轉換機制，疏通和政府、企業、相關部門人才交流的渠道，通過人才能力和影響力的提升發揮思想庫的政策影響力。

    第三，我國科技類思想庫應正確處理好自身的獨立性、客觀性問題。獨立性和客觀性是科技類思想庫“科學性”的集中表現。由于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國科技類思想庫的獨立性和決策的客觀性常常招致詬病。對此，科技類思想庫應有清醒的認識，既要充分發揮體制內身份的階段性優勢，也不能放松對研究獨立性與客觀性的追求。

    第四，放寬視野，解放觀念，開拓更廣闊的發展前景。科技類思想庫應當用全球化視野和戰略定位，建立適合開展與國外思想庫交流合作的機制，包括設置專門的國際合作部門或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擴大業務范圍，開展國際性問題研究；圍繞自身的核心研究領域，將關注領域拓展到全球化問題的專業研究，熱點地區和主要大國研究，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拓展經費來源，推動政策法律環境的優化。（中國科協發展研究中心 楊光 張利潔）

    《科技日報》（2012-12-02 二版）

    (中國科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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