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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中國經貿聚焦(上海)

   外需往內需轉型需要注意過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錯了路，僅僅提供福利而非就業則不可持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提供邊際產出較高行業的就業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第三季度經濟數據近日公布，數據顯示，GDP同比增長7.4％（之前兩個季度為8.1％，7.6％），增幅創下2009年二季度以來14個季度新低；9月CPI（消費物價指數）同比上漲1.9％，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則同比下降3.6％，創35個月新低。

   中國經濟是否陷入低谷？中國經濟未來之路在哪兒？中國經濟轉型方向何在？《中國經貿聚焦》（下稱CBF）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殷劍峰（微博）。

   經濟企穩回升

   CBF：根據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您如何研判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否如一些專家所稱總體向好已企穩回升？接下來的四季度以及明年中國經濟的走勢會怎樣？

    殷劍峰：實體經濟的數據的確在下降，但是從金融數據來看，尤其是M1（狹義貨幣供應量）總量，從7月就已經觸底反彈了。從歷史上來看，M1增速與短期性的行為包括投資、GDP、物價，都有密切的關系。最新數據顯示，今年9月，M1同比增幅達到7.3%，在4月份該數據僅為3.1%。所以，M1的觸底反彈說明經濟是處于企穩回升的態勢。

   此外，存貸款增速也是個重要數據。貸款增速加快一方面表示銀行有放貸意愿，這表明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寬松銀根。而另一方面也表示企業希望貸款，反映了實體經濟對貸款的需求增大。

   另外，從實體經濟數據來看，消費依舊上漲，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所以，從數據上來看，三季度很可能就是底部。

   我還是比較看好現在的經濟狀況。此次的經濟下滑不同于2009年遭遇經濟危機，那時候GDP增速下滑得很快，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非常大，大批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工返鄉。此次的經濟下滑沒有那么猛烈，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情況也比較樂觀。

   中國經濟之路漫漫

   CBF：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不需要做太多的創新，只要將一些民生問題如醫療、養老等解決好了，中國經濟還是有很大空間。您怎么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殷劍峰：我認同這種看法。我認為，如果中國保持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應該沒有問題。畢竟，中國經濟還有很多未完成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發展機會。

   首先，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未完成。一個很重要的數據指標就是非農產業就業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中國的數據大約是45%，而發達國家盡管老齡化程度比中國嚴重得多，但該數據也達到65%。按照過去工業化水平推算，到2020年這個數據中國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中國還有投資空間。我曾經計算過，2010年中國人均投資額只有美國的一半，人均投資存量更是要比美國低很多。從效率來看，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比只有4，美國是11，德國是20，日本更是高達30。這個數據意味著支撐一個GDP的百分比上漲，資本產出比需要上漲幾個百分點，所以中國的投資效率還有待提高。

    另外一個機會就是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一方面壟斷行業、企業需要改革，這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財政體制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財權和事權的分配。1994年財政改革后，財權更加向中央集中，事權還留在地方政府。未來的改革方向就是把相當一部分事權也向中央集中，比如全民的養老、醫療、教育體制都應該由中央統一管理，而不是交給地方機關來管理，這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也方便創造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一的供應鏈。

    經濟體制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金融體制改革。我認為，金融體制改革應該循序漸進，第一步需要解除管制，第二步是利率市場化，第三步才是資本項目開放。改革的核心是解除金融管制。

   但是，在解除金融管制的進程中，從2005年發布的“非公36條”到2010年頒布的“新非公36條”，進展非常慢。原因何在？就在于過去的解除管制，是由各個部委牽頭負責放松各個領域的管制，也就意味著各個部委放棄自己的權益，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而這個集團在很多場合中是以各個部委為首。比如，證監會新任主席上任后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曾表示“郭樹清任內一定會取消IPO審批制”，然而，現在仍然難以推進審批制的改革。事實上，審批制帶來很多灰色利益，阻礙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

   解除管制怎么改？我認為需要一個類似于“體改委”的機構，一個超越各個部委權力的機構負責改革。這樣有助于解除管制。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自我約束，這就需要發揮地方人大的作用了。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CBF：按照您的觀點，在2020年前中國保持過去的增長模式發展是沒有問題的。那么中國經濟是否需要轉型？轉型方向何在？

   殷劍峰：關于經濟轉型，我認為如果我們什么都不做，保持過去的經濟模式，那么GDP增速可能下滑到6.5％-7.5％；如果我們做點什么，比如解除管制，加快改革，GDP增速可能到達7.5％-8.5％；如果我們做錯了什么，那么過去既有的增長模式也會消失。這就涉及到轉型方向的問題，轉型一旦轉錯就徹底完了。

   轉型究竟是轉什么？

   現在談的比較多的是，從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轉向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技術進步永遠是經濟增長最核心的動力。

   現在，很多人提出從依靠外需轉到依靠內需，走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我認為，中國過去過于依賴外需，從這個角度來看，增長消費有利于對外平衡。但是如果過于強調消費的話，容易造成負面影響。沒有任何一種經濟增長是靠消費推動的，經濟增長只有兩個源泉，要素投入和技術進步。一旦過猶不及，將導致投資下降，大批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無法轉移出來。現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正處于危險的時期。

   轉型的另一方面是指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這一轉變也應謹慎處之。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確實很嚴重，低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比較低，發達國家基尼系數最低，而中等收入國家基尼系數最高。中國恰好是屬于最后一個方陣中的。

   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是城鄉差距，第三則是區域差距。這些差距需要靠經濟發展來解決，因此，核心問題還是發展。現在有一種危險的轉型傾向，通過財政提供優厚福利來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當然，不是說這種做法不對，但有過于強調財政支出的傾向，包括保障房是通過財政來提供福利的做法。發達國家陷入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福利。

   這三種轉型，技術轉型永遠是正確的，外需往內需轉型需要注意過渡，而收入分配公平不要走錯了路，僅僅提供福利而非就業則不可持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提供邊際產出較高行業的就業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