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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市場的壓迫下，我國7個省市率先開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要求，2013年底將在試點省市啟動碳交易市場，2015年建成全國性市場。

但記者在日前的采訪中發現，業內專家普遍預期，執行該時間表難度較大。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現有試點主要還停留在研究階段，同時市場也無強烈需求。但由于“十二五”規劃已經提出要求，碳排放交易面臨著“不搞不行”的局面。

在這樣兩難的境地下，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與國際能源署（IEA）日前聯合召開成果發布會，建議率先在電力行業推廣“不以市場化為前提”的碳排放權交易。

由于涉及電價改革等敏感問題，碳排放交易一直未在電力行業試點，而電力企業由于成本問題也并無熱情。該新模式前景如何，值得期待。

電力突破口

從7個試點省市已經公布的方案來看，主要是針對區域范圍內的水泥廠、供熱站等排放大戶。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和IEA此次提出的方案正是以行業劃分，而非區域。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鄒驥認為，按行業劃分對碳排放交易意義更大，也更有利于電力等重點行業拿出減排目標。

數據顯示，包括五大發電集團在內，中國主要的十家電力企業在2008年的裝機容量一共是4.5億千瓦，而當年中國的總裝機容量是7.8億千瓦。雖然國家采取了“上大壓小”的措施，但中小型燃煤電站的排放量仍然是巨大的。

在此次發布會上，IEA研究員Richard Baron指出，2009年中國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占了全國碳排放總量的42%。他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同時存在很多小型發電企業的電力結構為開展碳排放權交易提供了空間。

目前，電廠的調度一般基于當地政府的計劃。北京中創碳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唐人虎直言不諱地指出，現有制度不是根據技術先進性發放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落后。

此前，國家發改委、國家電監會等部門曾聯合發布《節能發電調度辦法實施細則（試行）》，有利于高效的燃煤電站和清潔排放技術，但卻由于發電企業收益無法獲得補償而難以推廣。

作為項目完成人之一，姜克雋解釋說，新的碳排放交易體系鼓勵清潔發電，煤耗低的電廠將分配到更多的配額用以交易，而煤耗高的則必須額外購買配額，由此逐漸引導新建電廠向清潔發電發展。

不過，上述看似合理的方案，卻可能面臨著電力企業的集體抵制。

電價難突破

在談及碳排放交易時，一位電監會的負責人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目前發電企業的負債率已經達到80%，再加上碳排放費用，“企業肯定得虧”。

而電力企業的表態則更為直白：“只要電價能上調，我們肯定積極配合；如果不調電價，肯定不加入。”

說白了，在現有的電價體制下，采取清潔發電技術后增加的運行成本難以被發電企業消化，也難以轉嫁給消費者。

北京環境交易所總裁助理畢建忠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歐洲碳交易市場能做起來的重要原因是能源價格的市場化。

而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上述新方案的最大亮點在于不把市場化作為碳交易引入的前提，采取了折中的方案，仍將電價定價權留在國家發改委。

“在中國，關鍵的結構性問題是無法簡單通過調整上網電價來影響發電價格。因此，必須設計一個有效且可持續的排放交易體系，盡可能減少對電力部門的不良影響。”Baron說。

不過，上述方案依然提出通過改變電價來反映發電排放限額的成本。也就是說，該方案仍不可避免地要求發改委適度上調電價。

“調整電價是執行碳排放交易的前提。”姜克雋說。

對此，鄒驥評價指出，美國在歷史上也曾出現不亞于中國的價格管制，而且未來也“不要幻想放松價格管制”。從這點出發，他贊同該研究提出的在價格管制的基礎上實行碳稅，認為這種行政加市場的手段是一種很好的政策組合。

國家發改委氣候司副司長孫翠華在參加此次發布會時也表示，由于電力行業較為敏感，經過多次考慮也沒有進入試點范圍，主要就在于電價和配額分配兩個問題。她認為，該方案“值得借鑒”，但仍有較大難度。“如果碳排放交易造成了電價大幅上漲，政府肯定不會下決心進行改革。”

時間表放緩？

近年來，雖然我國已成立多個碳排放交易所，但實際上完成的場內交易卻少之又少。

業內人士指出，國內之所以不能形成交易，一是目前市場沒有需求，二是沒有國家相應政策的支持。

對于“2015年建成全國性市場”的規劃，姜克雋表示，“時間表不好說”，中國的碳交易還處于研究階段，目前只有初步框架，還沒有達到考慮調整電價的地步，更沒有哪個城市可以立刻拿出實施方案。

孫翠華則表示，我國的碳排放交易試點應進入具體有針對性并且結合中國實際的階段，不能再泛泛而談。

實際上，據記者了解，業內也多次傳出過“加強研究、放緩出臺”的聲音。

剛剛從澳大利亞考察碳交易機制回國的畢建忠對此深有感觸。他表示，我國實行碳排放交易的專業性、基礎性工作還不完善。例如，法律法規、激勵和處罰措施、資格認證等問題都沒解決。

“現在走得比較快的還是北京、上海，但是和國外的成熟方案相比還有差距，處在初級階段。”畢建忠提醒道，“這是一種機制創新，不是拍腦袋就能成的事，必須要有戰略性考慮。在專業基礎還不完善的前提下匆匆上馬，將會面臨很大的市場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