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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yè)化，是在新中國60年中的不同階段，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的。目前統(tǒng)計的城市化率雖然已達46.7％，但是在6億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億農(nóng)民工，所以中國城市化率目前實際只有1/3。即便是46.7％這個比率與世界水平相比也明顯偏低，因為世界各國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一般都在60％左右，而東亞地區(qū)的日本和韓國以及我國臺灣省，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都在75%—80％之間了。
　　
    工業(yè)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是重大的經(jīng)濟結構扭曲，而這種結構扭曲的結果是嚴重抑制了內需，因為工業(yè)化代表的供給增長主要是供城市人消費需求的，但是農(nóng)村低收入人口占了主體，工業(yè)化所創(chuàng)造的產(chǎn)品就沒有銷路。這個問題在以前新全球化迅猛拓展的時候不是大問題，因為國內的過剩供給被外需吸納了，反而是中國更深、更廣地參與新全球化的重要條件。但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中斷了新全球化的推進過程，而且很可能在相當長時間不會結束這場危機，就會導致中國外需增長的停止甚至萎縮，通過調整經(jīng)濟結構與大規(guī)模推進城市化而釋放內需的要求，就顯著突出出來了。
　　
    而且，如果中國不能改變農(nóng)村人口占主體的格局，即使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仍然不能算是完成了現(xiàn)代化，因為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農(nóng)村人口超過10％。所以，中國在走完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過程的未來20年里，必須為城市化補課，中國也必然在未來20年出現(xiàn)一個城市化高潮。在這個時候出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我在媒體上看到一些議論，說《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出臺得晚了，因為中國城市大規(guī)模拆遷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今后的城市化會以新增城市面積為主，這就更需要農(nóng)村集體土地而不是城市國有土地的拆遷作好法律制度安排。我認為這樣的議論是錯誤的，因為持這樣觀點的人沒有從國情和長遠的角度看城市拆遷問題。
　　
    先說一個現(xiàn)象。去年通脹再度抬頭，顯著影響了居民消費，而推動通脹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價格上漲，大約占全年物價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來，消費物價總計上漲了23.5％，食品價格卻上漲了64.8％，是總體物價上漲水平的2.8倍。那么為什么食品價格上漲推動通脹率走高會成為長期現(xiàn)象呢？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還在增長，耕地卻因工業(yè)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斷減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斷發(fā)展，就推動了食品價格不斷攀升。去年中國進口了5400萬噸大豆，進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麥合計也有600萬噸，谷物進口總量已達到6000萬噸，已相當于全球谷物貿(mào)易的1/4強。 
　　
    中國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屆時總人口將達到15億人，即比現(xiàn)在還要增加1.8億人。人口增長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要也要增加，所以估計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得比目前增加2億噸以上才能滿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糧食貿(mào)易的年度總量也不過才2億噸。所以，中央關于守住18億畝耕地的決策絕對是正確的。
　　
    如此說來，中國未來能夠增加用于工業(yè)化、城市化的耕地面積就只有2300萬畝了，大約相當于目前占地面積的42％。但是如果到2030年在中國的15億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即城市化率上升到80％，2030年的中國城市總人口就得比目前增加8億人左右。
　　
    未來20年城市總人口要增加1.7倍，但城市面積只能增加42％，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就只能靠提高現(xiàn)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中國目前一方面人地矛盾日趨尖銳，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對非農(nóng)用地的嚴重浪費，例如中國城市的“毛容積率”（即城市所有建筑面積對城市占地總面積的比率）只有0.5，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只有0.9，而東京是2，臺北是1.2，香港是1.6。目前中國許多大城市執(zhí)行的還是“限高”的政策，例如上海對單項建筑物的容積率就限制在4。
　　
    所以，今后伴隨著中國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進程，也一定會出現(xiàn)一個新的大規(guī)模的城市拆遷高潮，由于中國城市目前的建筑有70％是近20年建成的，因此未來不僅許多年代久遠的老舊建筑需要拆遷，許多年代較近但建筑低矮的房屋也會被大量拆遷。在這樣一個時候我們迎來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是為中國大規(guī)模城市化展開作出的最重要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