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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面臨不少堵點、難點，這是一項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工程，需要思想破冰、制度破局、人才破題協同發力。安徽近年來在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等方面大膽探索，通過積極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不斷完善人才評價體系等，調動廣大科研人員積極性；通過建立新型研發機構和科技企業孵化平臺、著力優化技術經理人隊伍等舉措，營造創新創業良好生態，加快科技成果轉化進程，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支撐。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以高質量科技供給支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成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科技成果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源泉，推動其成功轉化落地，對于提升國家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核心競爭力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安徽深挖地方科教資源，堅持以試點推動改革，加快構建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圍繞“不敢轉、不能轉、不想轉、不會轉”全面發力，著力加快破除體制機制不通、供需對接不暢、要素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難題。數據顯示，2024年安徽吸納技術合同成交額達5929.86億元、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達4312.53億元。2025年2月5日，安徽“新春第一會”——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大會在合肥召開，再次提出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上闖出新路，不斷提升科技創新策源能力。

解決“不能轉”問題

早在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就提出，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事業單位與生產企業相結合，聯合實施科技成果轉化，但落地執行難度很大。這是由于科技成果所有權一般屬于單位，科研人員只能獲得短期使用權。“缺少權屬支撐，科研人員轉化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安徽創新館成果轉化處負責人胡金霞說。

2016年，我國提出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為科技成果權屬改革持續松綁。在一系列改革中，安徽不斷創新模式方法，積極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工作。2022年，安徽省提出在賦權改革試點單位開展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試點。安徽省科技廳科技成果轉化促進處副處長劉沛沛表示，“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多為公立事業單位，其科技成果賦權往往涉及國有資產使用、處置。可以說，這項改革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

“科技成果轉化往往涉及國有資產轉讓、增持、退出等行為。若沒有制度保障，就像未經允許拿著別人工具干活，心里總不踏實。”安徽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晉曉峰說，他即將和安徽伊普諾康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轉化其獲得創新創業大賽獎項的“便攜式多參數疾病標志物快速檢測平臺”項目，但遇到了難題——國有資產收益如何分配？萬一出現損失誰來承擔？

安徽大學國內合作處副處長劉泉介紹，該校出臺辦法，在不涉及國家秘密、國家安全及關鍵核心技術的情況下，將科技成果從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中剝離出來單列管理，從制度上解決科技成果“不能轉”問題。“現在這項科技成果已經賦權給我們團隊，我們將和學校按80%、20%的比例分配收益，并承擔相應責任。”晉曉峰說。同時學校還提供科技成果轉化咨詢支持、配套產權保護、公司股權架構建議、投資對接等相關服務，減少研發團隊后顧之憂。

劉沛沛表示，通過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規律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安徽優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流程，理清科研單位對國有資產管理決策等權責，緩解了科研人員不能轉、科研單位不敢轉的尷尬局面。

嘗試賦權改革新路

2023年10月份，國務院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發布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第二批典型案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推出的“賦權+轉讓+約定收益”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改革模式作為安徽唯一案例入選，并向全國推廣。“在這種框架下，科研團隊利用賦權的科技成果全部作價投資，單位不持有其中任何股份，但可通過轉讓協議享受知識產權未來收益。”劉沛沛說。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許可、轉讓等科技成果轉化方式較為常見，成功率更高，作價投資等轉化方式卻不盡如人意。胡金霞認為，作價投資、合作轉化等方式涉及多方權責關系和利益分配，較為復雜。因此，改革堵點、難點集中在該領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核學院副教授、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曹平說，作價投資等轉化方式需要科研人員深度參與。“對科研人員而言，科技成果轉化路徑普遍較長，需要大量投入，難度高，見效慢，種種‘鴻溝’讓人望而卻步。”

作為信號探測領域的專家，曹平在核探測與核電子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不少技術成果。“我們很早就和企業有過合作，專門從事高精尖海洋物探裝備的關鍵技術研發，還做出了樣機。”曹平說，“但科技成果處置掣肘多、審批流程極其繁瑣，各方容易反復‘拉抽屜’，導致成果一直難變現。”

2021年3月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作為國家級試點單位，在安徽省率先探索“賦權+轉讓+約定收益”模式。2021年8月，曹平向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提出賦權申請，短短2個月就完成了審批，并于2021年年底成立合肥中科采象科技有限公司，成為首批科技成果賦權改革企業。“按照賦權改革協議，我們獲得了100%的科技成果所有權，為后續科技成果靈活處置提供了條件。”曹平說，“我們可以拿著賦權后的成果去找金融機構、合作企業，解決資金、人才等問題。”

不久前，由合肥中科采象提供技術支持的中國海油海洋拖纜地震勘探采集裝備“海經”系統，順利完成在深度3000米以上超深水海域的油氣勘探作業，并發布我國首張超深水三維地質勘探圖，助力我國成為全球第三個擁有全套海洋地震勘探拖纜采集裝備研制能力的國家。截至目前，該公司市場估值近4億元，累計合同額超過2億元。

劉沛沛認為，這在保障國有資產合理收益同時，規避了單位直接辦企業的風險，提升了審批效率。另外，研發團隊持股后，不僅處置更為靈活，還可以通過股權享受企業發展帶來的收益，有效提高成果轉化積極性。

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一系列特色舉措不斷涌現。安徽工程大學針對不同科技成果轉化模式采用了不同激勵機制，在該校賦權試點方案中，相較于轉讓、許可等轉化方式，作價投資實現收益的分配比例要高10%，以促進科研人員長期跟進科技成果轉化。安徽醫科大學大膽探索“先試后買”模式，對于技術成熟度不高的成果，允許企業先試后買或實施期權許可，推進科技成果快速轉化。

助力跨越“死亡之谷”

創新創業有一套著名的“死亡之谷”理論，即將一項科技成果轉化為一項創新產品，需要跨越數道風險極大的鴻溝，這一階段被稱為“死亡之谷”。不少技術成果正是在此折戟，難以順利抵達產業化終點。

“科技成果可以通過實驗室驗證，但創新產品更需要市場檢驗。”合肥工業大學汽車與交通工程學院教授張賢文表示，作為一名新能源動力與儲能技術領域專家，他對科研工作非常熟悉，但對運營企業并不擅長。

2023年，通過科技成果作價入股，張賢文與人合作創立安徽熊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專門從事用于電池負極的硬碳材料研發生產，剛起步就遇到了困難。“企業需要長期穩定、面向市場的專業團隊，而老師學生很難有多余精力搞市場。企業還需要合適的辦公經營場所，光有實驗室遠遠不夠。”張賢文回憶說，“剛開始大家甚至‘游擊式’辦公，學校圖書館、咖啡室都留下了我們的身影。”

為解決科技成果“轉化難”，2023年，在合肥工業大學、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政府等多方密切合作下，“工大智谷”正式成立。“合肥工業大學提供用地等硬件資源，合肥包河科技創新集團有限公司提供整體服務等軟件要素，讓我們不僅可以拎包入駐，還能享受資金、人才等優惠政策，極大緩解初創企業生存壓力。”張賢文說。

記者在“工大智谷”看到，一條微型電池生產線正井然有序地運行。步行上樓，干凈明亮的辦公室讓人心情愉悅。張賢文介紹，目前他們已經實現小規模生產，2024年銷售額超過200萬元，后續將開展大規模量產。作為企業孵化器和產學研協同創新平臺，“工大智谷”堅持校企聯動，聚焦智能制造、智能系統、智能裝備、智能網聯等新興領域，利用高校、政府及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等資源，提供行政綜合服務、創業輔導、場景應用支持以及種子基金投資等全方位企業服務，持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安徽全力做好配套服務保障，通過建立新型研發機構、科技企業孵化平臺，著力優化創新創業生態。截至目前，安徽擁有省級以上科技企業孵化器219家，其中國家級67家。

很多科技成果之所以難跨“死亡之谷”，還在于缺乏對產業價值的認知。胡金霞說，“辦企業和搞科研不一樣。科研人員可能覺得技術搞出來就可以大獲成功；但實際上，某項技術是否真正具備產業價值、是否能形成商業模式，都要經過市場檢驗”。

當前，很多科技成果普遍面臨技術成熟度不高、應用場景不清晰、市場客戶群體不聚焦等問題，很多科研人員對產業鏈上下游、行業法律法規、商業運作等缺乏了解，科技和產業成功銜接難度非常大。2022年，一項名為“技術經理人”的新職業正式納入國家職業分類大典。所謂技術經理人，是指具有良好技術背景、熟悉相關法律法規，能夠辨識科技項目技術水平和應用場景，幫助科學家尋找合適合伙人的專業人員。劉沛沛認為，與其讓不擅市場的科研人員補課，不如專業事交給專業人。“通過積極培育專業從事技術轉移人才，我們將科研院所和市場產業聯結起來，有效促進了科技與產業雙向奔赴。”

近年來，安徽全力打造“科技大市場”，為科技成果供需對接提供平臺，同時不斷優化技術經理人隊伍。2022年，安徽在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系列中特別增設技術經紀人類別。2023年，安徽省技術經理人協會正式成立，為技術咨詢服務、技術經理人培訓、技術轉移信息平臺搭建奠定基礎。2024年11月份，《安徽技術經理人傭金收取指導意見》發布，推進了安徽省技術經理行業標準化、規范化、專業化發展。截至目前，安徽擁有3000多名技術經理人。

銜接人才評價機制

當前，安徽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高規格推動政策體系持續完善。通過政策引領、制度搭建、生態優化等多項舉措，強化審計、財政、人社等多部門聯動，為科研人員全面解除科技成果轉化的后顧之憂，助力科技成果加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隨著制度改革進入深水區，對科技成果轉化逐漸從數量要求轉向質量要求，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顯現。當前，高校等科研機構主責主業依然是教書育人，科研人員面臨職稱評審、考核評優等工作壓力，評價體系偏重學術導向，導致科研人員需要在“拿帽子”和成果轉化上做取舍。

安徽醫科大學精神衛生與心理科學學院副教授季公俊表示，這些年學術界競爭激烈，若找不到現實問題和學術研究的契合點，容易陷入既做不好科研、也完不成轉化的窘境。專業人士認為，科研人員陷入兩難的根本原因在于評價體系不夠完善，要從根本上掃除科技成果轉化障礙，關鍵在于推動人才評價體系與時俱進。

據了解，安徽部分高校逐漸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人才工作評價機制。安徽醫科大學著力修訂完善成果轉化績效導向的人才評價制度，在職稱評定、績效考核、人才聘任、項目評審等方面加大成果轉化績效權重；安徽工業大學要求新入職教師深入企業一線，感受技術實踐；安徽科技學院將科技成果轉化實效列入目標管理考核指標。“破解‘不想轉’難題，需要著力從制度出發，建立更為完善的激勵機制，發揮好制度‘牛鼻子’作用。”劉沛沛說。

2023年12月份，安徽省科技廳發布《安徽省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相關人員的聘用和崗位管理機制，根據科技成果轉化和專業服務人員的人才特點，分類建立聘期考核等機制。同時，著力優化職稱評審體系，為科技成果轉化人員單獨設置標準條件。劉沛沛說，“我們將橫向課題納入評價體系，對于經費超過30萬元的橫向課題，在經過企業驗收、系統申報后，可視同安徽省科學研究項目Ⅲ類課題，含金量等同于1個省科技重大專項”。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對此表達擔憂：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職稱申報條件同臺評審，固然可以激勵科研人員做好科技成果轉化，但確實也有部分學科難以實現產業價值。專家指出，若能專設相應的職稱評價制度，將其與現行教授、研究員等職稱序列區分開，可以很好緩解這類矛盾。在這種模式下，通過擴展科研人員評價體系方式，技術成果轉化學者可以弱化論文數量要求，同時強化新技術、新工藝等專利成果要求。全新評價方式，能為科研人員提供更多選擇。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