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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隨著教育部正式發函，經過近6年籌備建設的圳理工大學（以下簡稱深理工）成功“去籌”，并將于今年9月迎來首批本科生。

深理工依托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深圳先進院）籌備建設，并以后者優質、豐厚的科教和產教資源為建設基礎開展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事實上，在籌建階段，深理工便已與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多所高校聯合培養了千余名學生。其中，深理工-南科大首屆聯合培養碩士畢業生就業升學率達100%；其與河北大學聯合培養的2024屆本科生考研上線率達到了93%。

這樣的成績固然令人欣喜，但在深理工籌備辦主任樊建平看來，建設深理工的意義遠不止“升學率”。

“我們希望建一所沒有理學院、工學院的理工大學。”他說。

在我國，理工類院校即便沒有理學院（部）、工學院（部）的設置，也會按照理學和工學內部的學科劃分設立院系。而作為一所新型理工類研究型大學，深理工自誕生之日起，便準備走一條不同尋常的道路。

至于這是一條什么樣的路，這條路又該如何走，樊建平已經思考多年。

交叉前沿領域布局院系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我國先后建立了多所新型理工類研究型高校。在你看來，此舉的意義是什么？

樊建平：目前，建設新型研究型大學已經是國內高等教育的大勢所趨，這是由我國從工業化后期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新階段的時代要求所決定的。當前，前沿科學與技術處于大爆發階段，交叉學科成為各國競爭的焦點。在這一時代大勢面前，傳統大學由于自身發展慣性以及歷史沉淀，面對處于劇烈發展變化中的產業時往往有些力不從心，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現實。

特別是對于建設一流的新型理工類高校，我們的需求更迫切一些。要知道，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長期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在理工類領域的長期落后，這一領域又恰恰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綜合實力等關系最為密切。

當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一些產業鏈和關鍵核心技術上的競爭愈加激烈，特別是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必須逼迫自己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特別是一流新型理工類大學。

此外，我國新建理工類大學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即這些學校能打造高等教育發展的新模式，攪動原有大學的池水，互相激勵和競爭，最終達到整體推進全國高水平大學建設的目的。這是我們建設深理工的最重要意義。

《中國科學報》：近期，國內高教界不時會傳來某些新型理工類大學的建設消息。你認為相較于這些高校，深理工的與眾不同之處在哪里？

樊建平：深理工是與深圳先進院等一流科研機構合作建設的，這既是我們的最大特點，也決定了我們必須要走一條依托一流科研機構建一流大學的路徑。事實上，這種辦學路徑正是一些國際一流大學采用的發展模式，比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與林肯實驗室、美國芝加哥大學與費米實驗室、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與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

另外，深理工走的是小而精的發展模式，小而精指的是學科建設不求多而求精、不求全而求強，教育“以本為本”，控制本科生人數，實現精英教育。

《中國科學報》：你提到希望建一所沒有理學院和工學院的理工類大學，該如何理解這句話？

樊建平：長期以來，我們遵循的都是“科學—技術—產業”的線性發展模式。實際上，科學與技術相互成就是螺旋式互助發展的。打亂理工科邊界，在交叉前沿領域創新、占領制高點是我們的策略。

正如前面所說，深理工依托深圳先進院而建。深圳先進院成立18年以來，已經形成了密切聯系產業、關注產業前沿的傳統。這一點已經滲入了深理工的基因。

自籌建之初，深理工便確定了“產教融合、科教融匯辦大學”。深圳先進院至今已累計孵化近2000家企業，在此基礎上建設而成的深理工，自然繼承了其優質、豐厚的產教資源，學校周邊不僅有深圳市工程生物產業創新中心、腦科學技術產業創新中心等孵化器，還有腦科學與類腦智能產業園、合成生物產業園等。這種資源優勢、地緣優勢是很多學校不具備的。

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均屬于“外因”。要真正做到產教融合，深理工自身也要進行相應調整。這其中，首要的便是專業以及學院的設置。

在我國，理工類院校的數量并不少，但絕大部分院校的學科設置乃至院系設置幾乎都按照學科劃分。這種劃分方式固然便于管理和教學，但與現實中綜合化的產業分布往往不匹配。因此，“理學院”“工學院”式的劃分方式與實際產業之間天然存在隔閡。我們希望在這方面擺脫原有的學科式分布，更貼近深圳市的實際產業發展趨勢和國家急需的產業方向。

事實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比如，2023年，深圳市出臺“20+8”產業集群政策，即在半導體與集成電路、高端醫療器械、生物醫藥、新能源等20個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發力，還布局合成生物、腦科學與類腦智能等8個未來產業。而深理工首批設立的7個學科交叉專業學院即生命健康學院、合成生物學院、計算機科學與控制工程學院、生物醫學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能源工程學院、藥學院以及算力微電子學院，與“20+8”產業集群相向而行，可大力保障相關急需人才供給，可以說是“融城融灣”的典型代表。

總之，科教融匯、產教融合已成為檢驗深理工能否成功的一個標準，也是學生未來成才的基石所在。

《中國科學報》：目前深理工的學科乃至院系設置幾乎全部為交叉學科，這是否也考慮到實際的產業需要？

樊建平：的確如此。事實上，堅持“學科交叉建專業”是深理工的重要辦學特色，這一點不但體現在學院設置上，也體現在專業設置上。

以生命健康學院為例。該學院下設四個系，分別為生物學系、神經生物學系、智能交叉科學中心，以及精神健康與公共衛生系，主要進行腦科學相關的人才培養工作，學生需要學的課程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工程等多個種類，這在傳統專業里幾乎是不存在的。

之所以如此設置，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和已有理工科大學進行同質化競爭；另一方面希望在學科交叉領域走出一條新路，在推動學校發展過程中，培養一大批國家急需的復合型人才。

事實上，在堅持“學科交叉建專業”的同時，我們也遵循國家戰略需求，比如生物醫學工程學院著力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且滿足產業發展需求的創新型綜合人才，推動高端醫療器械的國產替代；藥學院則旨在培養一批有創新、創業復合型能力的尖端人才，研制出一些原創性新藥。

科學與技術不是“上下級”

《中國科學報》：籌建期間，深理工已經以聯合培養的方式培養了千余名其他高校學生。根據深理工的本科生培養方案要求，學生進入大學后，每周只上4天課，周五需要進入實驗室，這是出于何種考慮？

樊建平：從大一起引導本科生進實驗室是大學生進入研究領域的最有效途徑，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尤其重要。當然，這要有大量實驗室來支撐，初步計算，1所4000名本科生規模的高校需要200個實驗室滿足需求。這也是“科教融匯”的好處。

深理工實行“分軌式”人才培養教學體系，其主要內容可大致概括如下——

學生在大一以書院為建制開展通識教育，并在3個實驗室輪轉，大二確定專業并開展專業教育，大三分軌培養（學術軌、工程軌、創業軌），大四科研實踐、產業實習、創新創業等。此外，學生每周4天上課+1天科研實踐；在校期間三年課程學習+一年實習/實訓；建立多維度綜合評價體系，每名學生獲得學術教育、素質教育兩張成績單。

該模式一方面強調“分軌”，另一方面則強調學生科研與實踐的結合。所謂“每周四天上課”便出于這樣的考慮。

在我看來，我們對于“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存在一種誤解，即認為兩者是“上下級”關系——先有科學，再由科學推動技術發展。這種認識反映到高校教學上，便是我們的培養體系往往將課堂教育與學生實踐進行順序排列——課堂教學負責“科學”，學生學會科學知識后，再根據所學進行實踐。這種實踐最大的意義并非發現新的科學，而是驗證此前已被驗證無數次的知識是否正確。

但事實上，科學與技術并沒有這樣的順序之分，兩者原本是混為一體的——科學的發展固然可以指導技術，但技術層面的發展也可以反向影響科學。在教學上，鼓勵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發現科學線索遠比直接教給學生知識重要。因此，我們會在每周五將教室“鎖”起來，把學生帶到不同的實驗室中進行科研實踐。

而且，我們不會要求學生只進入自己所在專業的實驗室。恰恰相反，我們會鼓勵甚至要求學生進入其他專業的實驗室，以此拓寬其學術視野，助力學術成長。

《中國科學報》：在你的設想中，一名合格的深理工畢業生應該是什么樣子？

樊建平：一個最基本，同時也最重要的要求便是敢于創新，特別是敢于通過科學技術創新改變世界。

深理工所在的大灣區是我國高科技發展的核心區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深理工培養的人才要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和創造力，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理工科高校無論層次、類型如何，其培養的人才必須要秉持“科學技術改變世界”的理念，敢于創新。至于創新能力如何，因人而異，但這種理念一定要根植于其心中。

此外，深理工的學生應是一個身心健康的人。我們雖然一直在強調素質教育，但必須承認，學生自進入幼兒園起，對分數的重視便已經滲入其基因，這種慣性思維會一直持續到他完成所有學業并進入社會。在此過程中，對分數的片面追求會影響學生實際能力的提升，致使他們進入行業企業后，還需要重新培訓。更重要的是，這種觀念會影響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甚至降低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因此，我們更希望培養一批有社會責任感、有家國情懷的學生。深理工的校訓為“修德正身，知行合一”，即學生首先應是一名堂堂正正的社會公民，并有探索知識的愿望、能力和執行力，再將兩者融于一身，這才是我們希望培養的優秀人才。

該心軟時心軟、該心硬時心硬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所新建高校，深理工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會更側重本土化還是國際化？

樊建平：對于任何一所高校而言，教師隊伍完全本土化或國際化都不可取，兩者必須在考慮學校實際的前提下，保持一種平衡。

對于深理工來說，我們相對更強調國際化師資隊伍的建設。這既與深圳這座城市的國際化定位有關，也與深理工的“出身”有關——深圳先進院成立18年以來，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已累計承擔科研項目經費超200億元，專利合作條約（PCT）申請量連續三年居全球高校院所第一。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績，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深圳先進院自成立之初就確定了全球招聘的策略，并建設了一個國際化科研團隊，這值得我們借鑒。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教師隊伍的國際化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即它處于高校國際化這一大系統的核心位置。因為高校國際化的本質是“人”的國際化，而非“物”的國際化或“制度”的國際化。

簡單舉例，如果一所高校的教師來自其他國家，其自然傾向于招收來自本國的學生，這就會在無形中帶動校內整體學生構成的國際化。同時，學校在與國際先進制度接軌時，也會得到更多來自國際化教師團隊的支持。

總之，我們需要承認兩個現實，一是西方發達國家仍是全世界科學技術的引領者，二是傳統老師帶徒弟的思維會導致現在很多學術“近親繁殖”的現象出現，進而導致學科老化、創新乏力。這些都凸顯了建設一個國際化教師團隊的重要性。

《中國科學報》：在教師隊伍的管理上，深理工有何獨特的做法？

樊建平：目前，我們將教師崗位大致分為四類——教研崗、教學崗、科研崗以及輔導師崗。這四類崗位中，我們根據崗位的不同性質設置不同的人事管理制度。比如，對于教研崗實行預聘-長聘制，不過我們不會將其作為淘汰教師的一種手段，而是回歸預聘-長聘制的設立初衷，給教師更多工作空間，減輕其考核壓力。

至于科研崗、教學崗、輔導師崗以及所有的行政人員崗位，實行合同制，將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結合，并會更嚴格一些。

需要說明的是，任何一個機構的人事管理制度，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員工隊伍能夠發揮自身最大的潛力。在這方面，我們往往會走兩個極端——要么過于寬松，搞“大鍋飯”，導致員工人浮于事；要么過于嚴厲，給員工過大壓力。

事實上，我們并不缺乏先進、成熟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管是預聘-長聘制還是淘汰制，都有適用的人群、范圍，但關鍵在于高校管理層能不能該心軟時心軟、該心硬時心硬。

摸著石頭辦大學

《中國科學報》：對于深理工的未來發展，你有怎樣的期許？

樊建平：總體而言，學校將瞄準粵港澳大灣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創新發展需要，以及未來科技與高端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探索高起點、高水平、高標準、高質量、新機制舉辦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新模式，致力于打造具有產教融合、科教融匯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

在學科建設上，學校仍將深度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及深圳市“20+8”產業集群和未來發展產業，重點建設一批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創新發展、引領產業轉型升級的特色新興學科。

不過，這只是我們的一個總體目標，我們會朝著這個目標前進，但并不會為此設立具體的路徑及時間表，而是不斷進行優化和調整。高校的發展一定是與時俱進的過程。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不管從哪個層面說，都處于高速發展變化中，這決定了即便是一所成熟的高校也很難摸準時代的脈搏，更何況是我們這樣一所新生的高校。

相比之下，我更傾向于“摸著石頭辦大學”的做法——設立一個長遠目標，并努力向其靠近，在此過程中，針對當下社會、經濟以及科技發展變化而不斷調整。10年前，我們不敢想象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同樣，我們也無法預測10年后的人工智能是否已經徹底改變高等教育。因此，與其將精力放在預測未來上，不如把握當下，應時而動。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