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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時期，名臣魏征敢于陳古今治理之道，犯顏直諫。其死后，唐太宗思念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千秋鏡鑒，端行萬里。唐太宗以魏征為鏡，開創貞觀盛世在情理之中。從《辭海》上看，“鏡”字的第一個注釋是鏡子，第二個是照耀，其三則為鑒察。這把鏡子的作用說全了。唐朝的吳兢在《貞觀政要·求諫》中寫道：“人欲自照，必須明鏡。”毫無疑問，人們希望借助明鏡，看清自己的面目，修正自我、革新自我。

如何選取心中的明鏡，先賢圣哲給出了不少參考。從“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到“君子不鏡于水而鏡于人”；從“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于智伯之事乎”，到“堯舜禹湯，君之鏡也；稷契伊周，臣之鏡也；孔孟程朱，士之鏡也”，告誡人們當以賢人哲人為鏡，照亮自己、成就自我。

“觀于明鏡，則疵瑕不滯于軀。”善于用“明鏡”照己的人，都能從別人身上汲取經驗教訓。春秋時期，執掌鄭國國務大權的大夫子產深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拒絕“毀鄉校”的建議，堅信“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史學家司馬遷在受刑倍感絕望時，能以圣賢名士為鏡，對照“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從而發憤著書，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他們看來，明鏡就是“成就我之美者也，非彰我之惡者也”。

明鏡鑒形，美惡必現。但恰恰有人不敢面對自己，不愿照明鏡，倒愿購昏鏡。唐代劉禹錫曾寫過一篇《昏鏡詞（并引）》，文章大意是明鏡的銷路遠不如昏鏡，因為對著纖毫畢現的明鏡，難以遮掩臉上的小疵，而昏鏡可護短掩丑、掩瑕藏拙。明鏡滯銷，昏鏡得勢，說明有些人買鏡照鏡，往往不是考慮鏡子的清晰程度，倒真是奔著“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去的。

“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如果只在“照”上用功，不在“明”上用心，如同在虛無的地基上建樓閣，在錯誤的方向上找出路。即便一時頗感自美，也是護得了浮華面子卻充實不了里子，藏得了分陰寸晷卻掩不住累月經年。事實證明，昏鏡看不出短板弱項，終將讓小錯變成大錯，讓小病拖成大病。

“鏡無見疵之罪”。用“明鏡”照容，雖露一時之短，卻少了長久之惑；雖嘗一劑苦藥，卻除了久病之痛。清人俞長城所作的《全鏡文》，記敘了一個“無心公照鏡”的故事。此公因為蓬頭垢面而被客笑。他窺鏡而觀，頹廢不已，怒責其鏡。后來，他被鏡神提醒后深感愧疚，便理其首，滌其面，再次窺鏡，面目一新，“天下美丈夫不過也”。這位“無心公”敢于洗心革面，改正了壞習慣，這是十分可取的。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有很多“明鏡”值得一照。1955年首次授銜時，許光達主動請求降銜，在給毛澤東同志和中央軍委的《降銜申請》中寫到：“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毛澤東同志讀后贊譽：“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的明鏡啊……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個別同志明之而不鑒之，還存在好用“昏鏡”照容的情況。有的在成長過程中，不愿當先鋒，得過且過；有的在日常工作中，喜聽“公姣且麗”，短于自知，孤芳自賞；還有的在組織生活中，總想著自護其短，不愿在“紅臉出汗”中見真章。諸如此類的做法，其結果只能是自欺欺人，適得其反。

我們黨提倡自我革命，要求向先進典型學習，革除自身“皮袍下面藏著的‘小’”。其實，善于與優秀對標，勇于拿起“明鏡”自照，就是弘揚自我革命精神的實際體現。黨員干部只有常用我們黨內的“明鏡”鑒照心靈，見賢思齊，以道正己，才能在“亮丑”中完善自我，將自我革命進行到底，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來源：《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