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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也探索形成了獨特的發展模式，回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歷程，總結經驗，并對發展趨勢作出預判，有助于我們發揮優勢、抓住重點，繼續創造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更好成績。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歷程

1994年4月20日，中國實現了與互聯網的全功能連接，5月15日推出中國第一套網頁，開始融入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浪潮。2000—2002年，互聯網泡沫在美國破滅，給美歐互聯網行業造成嚴重打擊。與此同時，中國互聯網企業興起，經過不到二十年的努力，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成功趕超部分先發國家，成為規模位居全球第二的數字經濟領先國家。

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技術孕育階段、爆發增長階段，當前正處于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融合協同階段。這三個階段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邏輯大致相似，但由于自身技術儲備、商業模式、具體國情等一系列原因，與數字技術發達國家在時序上存在一定滯后。在技術孕育和爆發增長階段，時間上的滯后影響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到了融合協同階段，中國真正進入全球數字經濟前沿領域。

第一階段即技術孕育階段（1994－2004年）。這一時期，中國誕生了一系列互聯網企業，如信息門戶領域的搜狐、網易，電子商務領域的阿里巴巴，即時通信領域的騰訊，搜索引擎領域的百度。這些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中國數字經濟的基本格局：“門戶+社區+電商+社交+游戲+文娛+搜索”。這一時期我國數字經濟有兩個顯著進展：一是政府高度重視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形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二是互聯網企業在模仿國外商業模式的同時，結合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流通體制不發達、人力資本充裕等國情，創新形成了2C（B2C和C2C）發展模式。

第二階段即爆發增長階段（2005－2015年）。2005年12月我國上網用戶總數突破1億，2008年6月底網民數量達到2.53億，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數字基礎設施快速發展推動互聯網應用向深度和廣度邁進，網民的多元化應用又引發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強大需求，二者相輔相成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全面發展。以網絡零售為代表的電子商務、門戶網站、網上銀行、網絡游戲等業態加速發力，帶動數字經濟進入爆發增長階段。這個階段我國數字經濟出現三大變化：一是移動互聯網興起和智能手機普及，促使數字經濟的商業主戰場向移動端轉移。二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為互聯網平臺撮合機制的實施提供了支撐，同時受益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龐大人口紅利，平臺經濟出現爆發式增長，實現了從追趕到創新的跨越式發展。三是平臺企業加大商業模式創新，產生了第三方支付、移動支付、網絡游戲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業模式或營利模式，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優勢開始顯現，一些大型互聯網企業開辟出新的經營領域，產生了微信、團購、短視頻、直播等創新應用，在商業模式創新上從模仿式創新走向了自發式創新。

第三階段即融合協同階段（2016年至今）。表現為對內融合發展，對外積極引領和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首先，深化數字經濟的理論認識。2016年，在中國主導下，二十國集團首次通過《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明確了數字經濟的內涵，提出合作中的一些共識、原則和關鍵領域，指明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中國提出數據要素是數字經濟深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強調構建數據基礎制度以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其次，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出現了產業融合、兩化融合、兩業融合、線上線下融合、農文旅融合、城鄉融合等多種多樣的融合發展模式。大數據、云計算、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各產業加速滲透，出現了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線上辦公、智能工廠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最后，對數字經濟的重視程度和要求逐步提高，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黨的十九大報告肯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的積極意義，要求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政府積極探索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密集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對數字經濟發展作出專項規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從頂層設計上明確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總體思路、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

下一階段，中國數字經濟將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創新發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創新；二是推進數據要素流通和利用的制度創新，鼓勵和促進數據要素的供給、流通和開發利用；三是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實現商業模式創新。

實現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經驗

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中國數字經濟總量穩居全球第二，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提供了中國經驗。

一是不斷優化政策體系并超前布局建設數字基礎設施。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對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不斷優化相關政策體系，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不斷完善從頂層設計、戰略部署到具體措施的政策支持體系，先后頒布了《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將數字經濟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數字經濟趕超發達國家，還得益于多年來政府在數字基礎設施領域的適度超前布局。黨和政府尊重互聯網發展規律，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適度超前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領先的網絡基礎設施。截至2022年底，中國累計建設開通5G基站231萬個，千兆光網具備覆蓋超過5億戶家庭的能力。

二是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將產業數字化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拓展數字經濟發展新空間，是中國數字經濟從規模上實現趕超的重要經驗。中國發展數字經濟初期不具備技術優勢，但我們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拓寬數字技術應用空間，以巨量的需求來驅動數字經濟發展，以海量應用場景來拓寬數字經濟應用領域，不斷加大數字經濟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各領域的滲透和應用，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明顯提升、生產模式的不斷改變，成為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

三是協同推動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推動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兩大核心支撐。中國始終把創新擺在首要位置，強化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商業模式創新，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戰略性支撐。一方面，瞄準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科技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方向，加強數字經濟領域核心技術的攻關，掌握數字經濟發展主動權，在5G、量子信息、高端芯片、高性能計算機、操作系統、工業互聯網及智能制造等領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另一方面，鼓勵和支持電子商務、直播電商、即時零售、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社交媒體、金融科技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網絡零售交易額、移動支付交易規模穩居全球第一。

四是優化營商環境，支持平臺企業發揮積極作用。我國堅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了鼓勵創新、公平公正、包容審慎的市場環境，成為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有力保障。政府在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保障網絡安全、完善治理體系等方面持續發力，維護良好數字營商環境。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立足實體經濟，構建了覆蓋產業上下游、全鏈條的數字生態系統，新型實體企業成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和關鍵力量，帶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活力不斷增強。

五是穩步拓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數字經濟將成為國際合作的新領域、新賽道，中國發展數字經濟始終注重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共謀合作發展。近年來，中國積極搭建世界互聯網大會、世界數字經濟論壇、全球數字經濟大會等開放平臺，主動參與國際組織數字經濟議題談判，推動達成《金磚國家數字經濟伙伴關系框架》《“中國+中亞五國”數據安全合作倡議》等，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國積極推進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數字基礎設施、跨境電子商務和數字服務貿易等方面合作，并在數字技術等細分領域與數字經濟領先國家展開合作，已與28個國家簽署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并建立雙邊電子商務合作機制。

走好中國特色的數字經濟發展之路

推動中國數字經濟實現進一步的躍遷與趕超，必須繼續促進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加大力度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數字平臺、數字化轉型大企業，發展前瞻性技術和新型應用模式，多舉措提升數字經濟治理效能，增強數字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更加有效地發揮政府在加強法治建設、提升公共服務和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良好的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自增長機制的關鍵，重點在于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并重視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協同作用。一方面，以功能性產業政策補齊產業政策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短暫“缺位”，建立功能性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相協同的治理體系；另一方面，加快數字經濟領域法治建設，為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和推廣提供法治保障。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數據要素和資本對數字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至關重要，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形成“技術創新—融合應用—資本推助”良性循環，是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既包括在數據采集、數據存儲、數據加工、數據流通、數據分析、數據應用、生態保障等環節更好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包括在數據與其他生產要素相互組合中的市場化配置。理性認識資本在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提升資本市場對數字資產的估值定價能力，提升種子基金、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股權基金等為數字經濟提供持續穩定中長期融資服務的能力，進一步發揮資本要素和數字要素深度融合帶來的效率倍增效應。

增強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既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也要做強做優做大數字平臺企業。打造“政府引導+平臺企業主導+制造業龍頭企業參與+軟件開發企業協同”的集中攻堅模式。準確把握與理解關鍵核心技術的主要特征，探索建立具有延展性與包絡性的數字平臺創新生態系統，加快高端芯片、關鍵基礎軟件、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重點領域研發突破和迭代應用，培育國際一流的具有核心技術產品、生態構建力強的數字經濟標桿企業。

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強數字產業集群建設頂層設計，聚焦人工智能、數據產業、智能制造、算力產業、工業互聯網等方向，引導和支持建設一批專業化、特色化、輻射強的數字產業集群。高質量建設中國軟件名城、名園，引導優質要素資源向全局帶動效應強的園區高效集聚，提升數字產業集群在數字技術、數據、場景、平臺、解決方案等方面的發展能力。營造集群協同發展的數字生態，著力構建數字技術創新、金融服務、數字人才培養等高度融合的集群發展生態，引導產業集群向更高質量、更高水平演進與發展。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