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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面臨日益嚴峻的通貨膨脹、能源與糧食危機、經濟衰退風險的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了由18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參加的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并與各國領導人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等重大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達成了廣泛共識。本次對話會發布的32項成果清單，覆蓋全球發展倡議涉及的減貧脫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數字時代互聯互通八個重點領域。這些領域既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與技術革命中無力獨自解決的短板，也是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在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可以開展有效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發展難題的關鍵領域。

本次會議的與會國家之所以具有廣泛代表性，不僅是因為18個與會國的總人口超過40億，相當于全球總人口的51%，經濟總量接近28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經濟總量的27%，而且由于與會國主要來自亞非拉和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區域代表性特征明顯。其中，既有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具有重要影響的金磚國家，也有二十國集團2022年輪值主席國印度尼西亞及成員國阿根廷；既有東盟2022年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和東盟重要成員國泰國、馬來西亞，也有非洲政治與人口大國埃及與埃塞俄比亞，以及非洲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阿爾及利亞和西非門戶塞內加爾；既有中東地緣政治大國和產油大國伊朗，也有來自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而斐濟作為太平洋島國的代表，則尤為關注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以及促進本國和區域經濟發展等急迫問題。因此，上述18國在全球發展問題上達成共識并付諸行動，將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認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如期實現。

廣大發展中國家熱盼能夠真正帶領它們擺脫貧困落后的21世紀發展經濟學及其引路人

眾所周知，發展不僅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之一，也是人類求解氣候變化等21世紀重大問題的鑰匙。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具體內容而言，其目標指向是全球攜手消除貧困、保護地球和確保所有人共享繁榮。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又取決于全球各國為此采取共同行動，包括行動意愿、行動能力以及國際協調與合作等。但近年來，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交集卻呈現縮小乃至撕裂態勢，發展議題被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政治化、邊緣化的傾向日漸明顯，加上極限制裁和人為制造分裂與對抗，地區沖突與戰亂頻仍，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做到“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南北鴻溝也因此繼續拉大。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2021年最不發達國家報告》，處于全球經濟邊緣的46個最不發達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衛生、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沖擊下，經濟體系的韌性與消化損失能力顯著下降，2020年的經濟增長創下了30年來的最低紀錄，疫苗接種率更是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貿發會議給出的建議是發展和提高生產能力，而提高生產能力的前提是發展資金的有效供給。例如，僅僅是消除最不發達國家的極端貧困問題，平均每年就需要投資4850億美元；而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則平均每年需要的固定投資將超過1萬億美元，這相當于2019年最不發達國家固定投資的3倍多。顯然，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有實力的投融資與援助主體的參與，巨大的資金缺口是很難填補的。另一方面，近來出現的糧食和能源安全危機，又使得最不發達國家備受煎熬。

從解決發展問題的機制化平臺建設與取得的成效來看，歸屬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及其后的世界貿易組織等，都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肩負著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等重任，并在過去70余年的發展史中為人類的發展與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上述三大機構也因此被公認為二戰以來全球在經濟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但是，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曾因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設置苛刻條件甚至夾雜西方政策偏好而飽受爭議。盡管世界貿易組織在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尤其是多邊主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近年來由于其爭端解決機制的核心——上訴機構停擺而面臨重大危機，因此在解決最不發達國家面臨的疫苗供給、糧食和能源危機等問題的行為空間與能力有限。至于最具援助行動能力的發達經濟體，過去數十年來在對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在內的欠發達國家的援助過程中，盡管在教育和衛生領域及氣候變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總體而言援助熱情呈遞減趨勢。加上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相對下降，尤其是西方主導的援助體系存在結構性缺陷并帶有明顯的政治因素，使得全球在消除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成效并不顯著。相關援助與促進改革措施反而強化了“制度變革”因素，不僅沒有促進極端貧困問題的解決，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自我發展能力。在此背景下，廣大發展中國家熱盼能夠真正帶領它們擺脫貧困落后局面的21世紀發展經濟學及其引路人。

中國能夠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參照與范式價值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最重要受益者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發展程度關乎發展經濟學的解釋力與生命力，不僅因為中國的發展與穩定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和全球供應鏈保持穩定與韌性的重要支撐，更因為中國已成為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各國因此形成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全球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路徑與改革經驗，尤其是不斷增強的發展援助能力，不僅為世界范圍內的相關發展與改革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樣本，也為中國推動全球共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更向世人表明：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沒有現成的參照系，但是中國的許多成功探索不僅部分改變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一般結論，而且正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主題與關注焦點。

從歷史的發展邏輯來看，中國在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由全面小康邁向共同富裕進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遠景目標的過程中，將會產生一整套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遷，尤其是經濟增長內生性機理、結構轉型與高水平開放邏輯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與經驗范式，同時又不乏國際普適性的21世紀發展經濟學，進而內化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參照與范式價值。

對肩負促進全球共同發展使命的國家而言，能力、意愿和國際協調與執行力是三位一體的組成要素。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適時發起“一帶一路”倡議，并以實質性舉動提供力所能及的投融資支持，其背后蘊藏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優質產能全球化配置、可復制的商業模式設計、金融服務的區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關國際協調力和動員力等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更是中國契合新興市場及亞非拉和太平洋島國等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巨大投資的需求，以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機制設計和國際化與市場化的操作探求全球繁榮共生新模式，進而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中國在本次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上宣布創設“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對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的投入、成立全球發展促進中心等實質性舉措，不僅體現了中國以實實在在的行動為如期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能力支持與資金援助，更印證了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指導發展中國家早日掌握國家治理與經濟發展機理的手足情懷。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