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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經過新中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努力，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此基礎上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和資源環境等多重約束，以高水平科技咨詢支撐高質量科學決策和高質量發展，從未像今天這樣重要和緊迫。

在新發展階段做好高水平科技咨詢，可以從歷史中獲得啟示。

20世紀50年代，中國科學院主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個科技發展規劃，即《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奠定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基礎。在規劃編制過程中，中科院學部提出了?12?年內需要進行的重大科學研究項目，內容包括原子能、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電子計算機、自動化系統、火箭、精密機械儀器、新材料、重要礦產資源等經濟建設中的綜合性、關鍵性重大理論與技術問題，以及蛋白質結構、生物合成等科學前沿問題。在回答周恩來總理關于“‘十二年科技規劃’國務院怎么抓？”的問題時，錢學森等學部委員提出發展計算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學和遠距離操縱等“四大緊急措施”，有力支撐了“兩彈一星”等重大科技突破。

20世紀80-90年代，中科院學部提出了多項影響深遠的咨詢建議。1981年5月，謝希德、張文裕、曹天欽等89位學部委員建議設立面向全國的自然科學基金。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等4位學部委員向黨中央提出《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促進了我國高技術研究與產業化，帶動了我國科技計劃體系的創立。1992年4月，張光斗、王大珩、師昌緒、張維、羅沛霖、侯祥麟等6位學部委員向黨和國家呈報《關于早日建立中國工程與技術科學院的建議》，推動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1993年11月，謝希德、師昌緒、郝柏林等多位學部委員提出《關于“九五”期間建設全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絡的建議》，建議國家抓住21世紀信息時代的機遇，以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絡為起點，通過分步實施、逐步推廣，建設全國性的計算機網絡。

從上面的經典案例可以看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詢首要元素是戰略科學家的遠見卓識。戰略科學家學術造詣深厚、科技視野宏闊，是科技咨詢中最為重要的“關鍵少數”，他們的深度參與對科技咨詢的成功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比如，在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制定中，由王大珩等組成的儀器規劃小組，在蘇聯顧問的質疑反對中，提出要自研電子顯微鏡，并在72天內制造出我國第一臺電鏡。還有謝希德、師昌緒等先生參與多項載入科技史冊的重大咨詢等等。因此，胸懷國之大者的戰略科學家，與閃耀智慧之光的遠見卓識往往交相輝映。

其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詢需要“解渴”的咨詢選題。產生重大歷史影響的科技咨詢成果，其主題或是事關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緊迫問題，或是深化國家對科技發展規律認識的重大戰略政策，或是需要決策層重視和采取行動的變革性產業技術和新興科技方向。如關于建設全國性互聯網的建議，就是在互聯網發軔之初、美國總統克林頓啟動信息高速公路戰略2個月后提出的，時代的脈動、戰略科學家的敏銳和決策層的魄力形成了同頻共振。

再次，高水平的科技咨詢還需要“筋道”的咨詢建議。咨詢建議是科技咨詢的落腳點。如“863計劃”就出自四位先生寫給小平同志的一封信、僅一頁紙的篇幅，但咨詢建議針對性強、鮮明透徹。因此，要把思想轉變為思路，建樹轉變為建言，文章轉變為文件，咨詢建議不一定長篇累牘，不一定面面俱到，也不一定語言優美，但必須保證決策方向的準確，經得起歷史檢驗。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中。我們要按照黨中央的要求，組織發揮好戰略科學家的重要作用，準確研判國際國內科技發展趨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研究國家科技戰略，深入研究構建符合國情的科技創新路徑，深入研究優化完善科技力量布局，為國家高質量發展做出高水平的科技咨詢貢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