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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在肯定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穩中向好，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的同時，也指出了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不均衡的現實。高質量發展是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發展，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當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需要充分認識制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時刻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貫穿于經濟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并充分利用數字化相關技術來應對相應的機遇和挑戰，在更高起點上推動高質量發展。

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但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一系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正確認識并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意義。概括而言，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發展還不能滿足現代產業體系的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這既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塑我國產業競爭新優勢、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增加值躍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國第三產業占比比第二產業高了16.7%，標志著經濟結構已由制造業主導轉向服務業主導，但這并不意味著總體經濟實現了產業升級：我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依然較低，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生活消費服務業的附加值和生產率均比較低，技術密集型生產制造服務業對傳統制造業的滲透和支撐度依然不高，制約了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煤炭、鋼鐵等產業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尚未完全擺脫低成本、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方式，其發展所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依然較大；新興制造產業起步晚，前期技術基礎薄弱，后期研發投入不足，缺乏關鍵共性技術，創新能力和動力均不足。

經濟發展面臨更大的環境約束。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表明中國經濟將開啟長期的低碳轉型模式，助力實現《巴黎協定》的全球1.5℃溫控目標。考慮到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保證經濟發展目標的同時實現碳中和目標，將面臨十分艱巨的挑戰，迫切需要把發展方式建立在資源高效利用和綠色低碳發展的基礎之上。

供給與需求仍然存在不平衡問題。供給與需求不平衡主要體現在供給側，供給的結構尚不能很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方面，制造業總體生產能力很高，在500多種工業品中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消費品的生產能力相當可觀；但另一方面，供給水平還有待提高，隨著人們對高品質商品的偏好不斷增強，需求結構正在邁向中高端水平，傳統的供給結構已無法適應日益增長的中高端需求結構，導致低端供給過剩、中高端供給不足。

新舊動能轉換不夠充分。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改變了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和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數字經濟成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重要引擎和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了39.2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8.6%。然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能力和成效卻并不理想，產業發展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創新驅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仍未形成。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產業的融合中，許多產業的創新能力依然無法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科技創新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經過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的發展與積累，我國雖擁有了世界最全的產業類別體系，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達到世界領先的產業還是太少，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總體上還處在中低端，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相對較低。

“數字化賦能”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化賦能，是指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來驅動經濟社會各方面創新與增長的過程。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當前，以技術和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正在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最為重要的推動力。更為重要的是，數字化賦能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數字化賦能”助力制造業轉型升級。數字化賦能有助于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助力制造業轉型升級。一方面，數字化技術通過對傳統制造業進行賦能，有助于實現創新設計與生產制造的柔性化、精細化、個性化和智能化，更好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有助于實現制造業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優化企業的生產運營流程并進一步提升企業創造的附加值，有助于推進我國制造業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向高端躍進。另一方面，數字化賦能能夠提升工業設計服務、定制化服務、協同共享制造、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務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水平，促進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最終推動制造業在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中實現轉型升級。例如，北京依托自身豐富的創新資源，積極發展數字經濟，打造高精尖服務業和高精尖制造業“雙輪”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成為我國數字化發展中的創新引領者。2020年，北京數字經濟總量超1.44萬億元，占GDP比重已超過40%。

“數字化賦能”助力經濟可持續發展。數字化賦能有助于實現“雙碳”目標，形成以高效低碳發展為特征的經濟增長新路徑。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與運營技術的融合，可以實時在線精準監測碳排放路徑、控制能源和資源的使用情況，從而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實現節能增效、清潔生產，最終達到從產品全生命周期優化碳排放路徑的目的，促進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例如，在能源工業領域，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和邊緣計算等數字技術在能源領域的融合應用，充分發掘了能源大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潛在價值，有助于打造新型能源系統發展模式。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評估結果，使用數字技術可以減少至少15%的碳排放。此外，數字化的設備或解決方案可以替換落后產能和生產工藝，有助于實現智能化生產、遠程辦公等，能夠對優化資源配置、減少資源浪費產生積極影響，最終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程數字化辦公以低碳安全的方式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彈性復工復產，助力我國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數字化賦能”助力實現要素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數字化賦能改變了企業的生產與顧客的消費方式，有利于整合與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要素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在政府層面，借助大數據等數字化技術，可以促進“互聯網+政務服務”的發展，進一步提升政府科學決策水平，使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更有效地結合。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地政府基于大數據共享平臺，分區域、分批次發放電子消費券，拉動地區消費，促進了供需平衡。在企業層面，數字化賦能有利于企業產品和工藝設計方案的創新，有助于實現智慧制造、綠色生產和定制化生產，為需求端提供更高質量、更加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從而促進要素的供需平衡。在需求層面，數字化賦能為企業更加精準地洞察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提供了便利，網絡購物和直播帶貨等更多數字化消費場景的出現，也在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的同時更好地實現了要素的供需平衡。

數字化賦能”助力促進新舊動能轉換。舊動能主要依靠大量資源投入、較高環境成本等來驅動經濟增長，新動能則主要依靠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來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概括而言，實現舊動能向新動能充分轉換有兩條路徑：發展新產業和改造舊產業。數字化賦能既可以助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可以助力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從而促進新舊動能轉換。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形成眾多新業態和新模式，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進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從而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另一方面，傳統產業通過數字技術對產業價值鏈和組織競爭模式的重構、資源配置的優化和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推動和加速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逐步構建了創新驅動傳統產業增長的新模式，從而實現了舊動能向新動能的轉換。例如，上海浦東新區加快關鍵技術研發、瞄準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攻克高端集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核心技術瓶頸，積極發展數字化產業，還通過建設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推進國家實驗室建設和打造世界級創新產業集群等方式，積極推動新舊動能轉換。

“數字化賦能”助力提升產業技術創新能力。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數字化賦能也有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傳統產業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能夠提高生產運營效率、提升產業價值，并使傳統產業有更多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技術研發中，尤其是對“卡脖子”技術的研發，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人工智能、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在“新基建”和數字化治理方面的應用，有助于對新興產業進行數字化賦能，助力打造創新驅動型的高精尖產業集群，穩步推進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發展，進而提升產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