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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創新中，我們選擇的很多科技項目都是國外已經做過的，我們習慣于拒絕支持有爭議的項目，排斥沒有國外先例的研究，以及單純追求研究論文數量等，這實際上就是對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自信。”

最近，2019年諾貝爾獎的公布無疑是全世界最為關注的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歷程中，僅有少數科學家在青年時期就摘得諾貝爾獎的科學桂冠，多數諾獎得主在其科研生涯的中后期才抵達這一科學高峰。 

眾所周知，諾獎得主背后除了強大的科研團隊，往往還需要龐大的項目支撐，可以說，科研資助對于科學家是否能夠取得創新性研究成果甚至獲得諾獎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么，什么樣的資助方式最有利于產生原創性成果？原創性成果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被人們所認可？ 

長期資助與短期資助 

從資助周期來看，有長期資助和短期資助之分。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看來，“長期穩定的資助，更有利于產出高質量研究成果”。

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為例，2014年，NIH開展項目資助方式改革探索，設立了代碼為“R35”的新資助方式。 

這種“R35資助機制”改變了傳統的“指南發布—項目申報—立項評審—過程管理與考核”方式，先后在6個研究機構進行試點，主要為杰出研究者提供長期穩定且靈活的經費支持；研究者可快速應對新問題、抓住新機會，且不受預設研究目標的限制；減少了研究人員撰寫資助申請和管理多個科研項目的時間；同時確保首席科學家有更多時間指導初級科學家。 

從資助周期來看，申請通過后，科研人員可獲得5～8年的資助。NIH一般要求在第5年進行中期考核，并依據評估結果決定是否給予非競爭性的延續資助。 

“與短期資助相比，這種資助模式更有利于科學家長期穩定地開展前沿研究。”沈文欽指出，在這樣的資助方式下，研究人員的創新性明顯要比其他需要競爭經費的人強。 

不過反觀國內，長期資助卻少之又少，因為誰都無法預測那些有風險的項目最終會不會產出創新性，甚至顛覆性成果。而且，評審人本身就處于原有的管理范式之中，穩妥成為大多數人的一致選擇。所以，短期資助成為主流。 

正如日本廣島大學教授黃福濤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所說的那樣，在中國，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申請的課題，一般最長也就三四年。“但在科研探索過程中，資助周期僅僅三年或四年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還想產出原創性、顛覆性的成果。” 

傳統的項目資助方式，因其周期較短、流程較多等特點，給科研人員帶來忙于項目申報、研究缺乏連續性、無法適應當前技術快速變化等難題。可以說，我國難以產生具有顛覆性的原創成果，甚至更直白地說，難以獲得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與此不無關系。 

資助周期與資助目的 

顛覆性原創成果的產出與資助周期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在黃福濤看來，與其討論資助周期的長短，不如換個思路，即探討科研資助的目的。 

“現在，我們的很多課題是對已有研究的注解、論證，這一點在人文社科方面表現得尤為顯著，在自然科學領域略好一些。”黃福濤說，應該在長期大局上做文章，無論是人文社科還是自然科學，或者其他交叉學科，國家層面只從資助目的考慮設立課題，專門用以作探索性、原創性、顛覆性的研究。“當然，這樣的課題也要有一定資助年限，但不宜過短，比如第一期資助五年到七年，第二期資助十年到十四年。不管怎樣，要想取得原創性成果，無論是資助團隊還是個人，我們需要這種持續性的科研資助。” 

在他看來，一個從零起步的人文社科類學科，一般情況下如果做不到十年，便很難產出像樣的成果；自然科學可能會短一點，但也要有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 

無論是跟日本相比還是跟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為1958年至1976年這段時間，除了航天、軍工等一些特殊學科，基本上很多學科與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是隔絕的。 

“我們的科研工作要為國家建設服務，其中存在一定的歷史慣性，有一定的歷史原因。”黃福濤認為，中國發展至今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想在國際上爭創一流，就必須把目標放在全球層面，科研不能只談解決中國問題、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為實現中國夢服務，更要為國際服務。“更直白地說，如果只扎根中國大地、解決中國問題，又想獲得國際上的諾貝爾獎，本身就存在邏輯矛盾。” 

一個很好的例證就是，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宣布將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屠呦呦與另外兩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屠呦呦之所以能獲得這一榮譽，是因為她發現了青蒿素，為世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抗瘧藥。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療法（ACT）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瘧疾治療最佳療法，挽救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換句話說，屠呦呦的研究是具有全球性、公益性的。 

除此之外，黃福濤認為，像這樣的課題，應該多給40歲左右的中青年科學家參與申報的資格，不能只考慮資歷，讓具有一定頭銜的學者獨享。

老學科與新學科 

中國科學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曾指出，我國存在著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再創新不足的嚴重問題，這造就了一種文化，“在科技創新中，我們選擇的很多科技項目都是國外已經做過的，我們習慣于拒絕支持有爭議項目，排斥沒有國外先例的研究，以及單純追求研究論文數量等，這實際上就是對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自信”。 

反映在科研資助上，就是大部分資源都配置給了老學科，而新學科獲得的資源較少。 

對此，黃福濤認為，這首先與我國國情有關。

中國的科學發展有其顯著特色，從“雙一流”建設學科來看，自然科學領域多集中在航天、農業、工程、生命科學等，人文社科領域則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等。“這些學科是短期可以看到建設效果的，這與我國國情緊密相連。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傳統的老學科容易拿到科研資助。” 

同時，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國科研資助是有傾向性的，與普通學者相比，國內一流學者以其資歷、社會影響力和學術影響力，在獲取資源時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這兩方面就造成了老學科，比如工程、化學、機械、農業等中國長期以來主要發展的學科，以及具有資歷的老學者更容易獲得科研資助，而年輕人很難獲得資源，甚至他們很難發現國際上哪些是主流學科，哪些是有發展潛力的新學科。”黃福濤說。 

在他看來，要解決這一問題，促進新學科的發展，首先要加大對40歲左右的中青年學者的科研資助力度；同時，國內學者一定要和國際上最杰出的學者、學術共同體保持聯系；第三，要由國家出資，繼續把大量年輕學者派到國外最好的學校、研究機構做合作研究，特別是從博士生開始，建立這種跟國際上的學術聯系。 

“還有一點尤其重要，就是大學一定要與研究機構以及企業的研發系統加強聯系。我們要產生原創性的成果，無中生有，就要把握市場需求、科研需求。”黃福濤說，在日本，至少有三位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得主是來自于企業的，與大學、研究機構相比，企業對市場和科研需求更加敏感。 

原創成果與科學規律 

不過，讓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劉益東更加關注的，是科研資助或自由研究產生的原創成果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科學共同體的承認，實際上，這是更加緊迫而且可以立竿見影的事情。 

在他看來，原創成果的完成需要三個環節，即做出來、正式發表和得到承認，三者缺一不可。但事實一再證明，一項原創成果產生并得到科學共同體的承認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比如，1982年，以色列科學家丹·謝赫特曼發現了鋁錳合金的準晶相，提出準晶體概念，并于201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他提出新概念之后，遭受到科學界的大量批評，包括兩獲諾獎的萊納斯·鮑林的公開質疑：“世界上沒有準晶體，只有準科學家。”從1984年到1994年，鮑林質疑了十年，至死都不相信準晶體的存在。 

“謝赫特曼的這一重大原創成果，在提出之后的十幾年時間里被認為只是一個錯誤工作，這種現象在科技史上并不少見，實際上這是符合科學規律的。”劉益東指出，“而且，我國學術界在承認自己同胞的原創成果方面似乎并不積極。” 

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所說，一些人才和成果，在各種評獎的關口被那些熱衷SCI的權威以一兩個量化指標不夠或由于沒有外國人的好評等而被否定了、封殺了。 

而這一現狀，是我們應該極力扭轉的。 

摘自《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