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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持續性低迷，全球經濟格局、經貿環境、產業轉移、風險特征等都在發生深刻變化，進入到一個擁有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治理結構等多重結構的“重構”時期。其主要特點是轉型陣痛和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沖突加劇，背后反映的是世界經濟復蘇過程中的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針對這些矛盾及其影響，需要把握經濟與技術變革的周期性規律，深入推進以創新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及加強全球協同創新治理，深化改革和實現高水平開放，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結構性矛盾導致世界經濟增長低迷

世界經濟增長低迷實際上是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導致的。

一是經濟全球化遭受沖擊，經濟合作機制難以形成。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新的大變局，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政治民粹主義不斷抬頭。據統計，過去十年，全球二十大經濟體總共實施了超過9000項貿易限制及保護措施。一些國家以各種形式限制創新資源的國際流動，阻礙國際創新合作進程。

二是新技術進步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渠道受到阻礙，全球經濟增長復蘇的動力不足。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限制了科技、人才、資本等要素的跨境流動，進一步強化了西方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對創新資源的壟斷，使新技術革命成果的擴散和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改造的步伐變得遲緩。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甚至接近零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新技術進步的功能和效率未能充分發揮。 

三是傳統全球治理體制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同時未來改革方向缺少共識和一致行動。隨著國際經濟和貿易投資格局的變化，全球治理在推進政策措施落實的有效性和適應形勢變化的創新性等方面的不足更為凸顯。各方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正面臨理念、規則和機構等各個層面的深刻變革，各國圍繞全球化收益分配、技術和新興產業以及國際規則等的競爭將導致國際間的政策摩擦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四是貿易保護主義下全球供應鏈的重構和升級。全球供應鏈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日益成為國家間競爭與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供應鏈水平的高低已經成為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顯著標志之一。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及逆全球化正在顛覆全球相互依存的供應鏈體系，帶來變革，全球供應鏈將重新配置和架構，而且供應鏈廠商將更強、更彈性。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也在推動全球供應鏈的變革發展，如IT革命就催生了綜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應鏈管理。 

全球周期下行階段各類矛盾凸顯 

全球進入周期下行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各類結構性矛盾凸顯。 

首先，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處于經濟長波周期的下行階段和動能轉換的換擋期。在微電子技術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等主導技術全面擴散融合發展的帶動下，經濟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革。世界經濟復蘇深層次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正處在動能轉換的換擋期，傳統增長引擎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減弱，雖然新的增長動能正在逐步集聚，但世界經濟仍然未能開辟出一條新路。 

其次，經濟長波周期下行階段是經濟結構改造的階段，經濟增速很可能將呈現一種長期低迷狀態。解決周期下行階段凸顯的各類矛盾，確保下行階段平穩發展，需要在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重點鼓勵擴散類技術創新，幫助傳統部門加快改造，降低新舊動能轉換的成本。科技創新是引領經濟增長周期的核心動力，越是在經濟增長低迷或波動時期越是要堅持創新。在周期下行階段的國際競爭中，比的就是哪個國家結構改革的政治決心更大，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措施更有力，破除制度和結構剛性更得法，實現新舊動能的轉換更順利，從而為迎接下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周期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最后，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各經濟體最重要的任務是促進潛在經濟增速的提高，尤其是提高生產率增速。各國所展開的不僅是短期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競爭，更看重的是具有長期導向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國際治理規則的競爭。結構調整、消費結構升級和解決就業將是需要長期關注的主要矛盾和重大課題，常常也伴隨著國際政治關系、國際規則的調整和重構，以及各類社會矛盾的凸顯。 

以科技創新引領深化結構性改革 

為應對各類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我們需要結合世界經濟周期特性實際情況來應對。 

第一，以科技創新進一步引領深化結構性改革。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值經濟長波周期下行階段開始的技術擴散窗口期。建議在全面總結三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就和經驗的基礎上，把握住這一窗口期機遇，緊密圍繞科技創新和新技術經濟范式發展不斷豐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將改革重點及時轉向培育經濟新動能上來，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推動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第二，為新動能成長創造空間環境。從經濟增長來看，新舊部門的成長和替代構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進程。從新舊動能轉換來看，科技創新始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引領經濟增長周期的核心動力。培育新動能，應滿足周期下行階段應用新技術改造整個經濟系統的要求，擴大新技術、新產業、新服務供給。 

一是加大新技術供給。通過強化國家科技資源配置，加大重點產業薄弱環節的技術供給，提供有效的基礎性技術保障。二是著力打造新興產業和業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三是擴大新服務。轉變傳統政府服務模式，創新和優化服務方式，加強科技創新創業服務供給。 

第三，建設支持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基礎設施。我國新時期投資的策略應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新需求，緊緊圍繞信息技術向傳統部門擴散轉移和經濟系統全面創新改造的需要，適度超前部署，加大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拉動和培育新動能。 

一是提前謀劃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強化數字技術與新材料、新工藝的結合，對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改造升級。二是加大新技術應用的替代型基礎設施建設，如充電站、分布式能源以及半導體照明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大力發展新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著眼未來構建新型現代化通用基礎設施，推進建設智慧城市和移動智能社會。四是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科學前沿、解決國家戰略需求和國家安全重大科技問題提供物質技術基礎。

第四，加強全球協同創新治理。面對世界經濟進入周期下行階段凸顯的各類結構性矛盾，我國應加強全球協同創新與治理，與各國共同構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經濟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通過加強雙邊和多邊談判，降低大數據等新生產要素在全球流動的壁壘，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全球化的推動作用。協同推進新的技術進步范式，協同推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增強國內創新政策與國際競爭規則及主要國家間的制度協調性，促進開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全球創新治理體系變革和模式創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力爭為國內發展贏得更長戰略機遇期和有利的外部環境。

摘自《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