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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時指出：“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理應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家和學問家。要堅守高尚職業道德，多下苦功、多練真功，做到勤業精業。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尊自重、自珍自愛，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這一重要論述，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發展指明了方向。

“明德”乃學術之魂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親民”和“至善”是“明德”最基本的要求。自古以來，歷代碩彥鴻儒所做的工作，都可從根本上歸結為明德。孟子的“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明德，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追求的“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也是明德。

在這方面，古今中外許多先賢大德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司馬遷15年著《史記》，班固20余年寫《漢書》，玄奘17載成《大唐西域記》，司馬光19年編《資治通鑒》，顧炎武20年撰《日知錄》……他們留下的文化瑰寶無一不是經年累月的嘔心瀝血之作。

更讓我們高山仰止的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學術精神。《資本論》這部耗費了馬克思畢生精力的科學巨著，在其生前只出版了第1卷。馬克思去世后，面對著堆積如山的草稿，恩格斯無私地承擔起整理和出版《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的艱巨任務，《資本論》第2卷1885年出版，第3卷1894年才得以問世。用列寧的話說，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著作。《資本論》第1至第3卷的創作和出版，歷時半個多世紀。

青年馬克思的一段話也許能表達明德的最高境界：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號召我們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遵循著先賢的榜樣，當代的中國學人有責任、有義務擔當起這一崇高使命。而要擔當起建設中華文化的大任，就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堅守高尚職業道德，多下苦功、多練真功，做到勤業精業。只有踐行這一要求，我們才能履行學者的天職，仰無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在中國崛起的大時代中有所作為。

“明德”，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人民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創作才能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這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以明德引領風尚的明確要求。

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首先要反映現實、觀照現實。中國學術有著悠久的經世致用的傳統，有理想有作為的知識分子無不關注社會現實，直面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為國治民安上下求索。“以天下為己任”幾乎是歷代知識分子共有的情懷。顧炎武提出“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就是要讀書人密切聯系社會現實問題來研究學問，修煉“實習、實講、實行、實用之學”。讓學術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回到火熱的現實中來，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

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要堅持與時代同步伐。只有與時代同行的學術，才能夠深刻地改變歷史，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毫無疑問，這也是中國學術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只有通過“臍帶”與這個時代連接起來，中國學術才能夠健康成長。三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只有植根于這個時代，我們才有可能創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

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要堅持并奉行正確的價值準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屬于培根鑄魂的工作，一定要把握正確的價值方向。從根本上說，學術不僅關乎知識的發現和生產，更關乎道德和信仰。像社會正義、基本倫理、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國與國之間的和睦等，都是應當肯定和維護的；而諸如暴行、仇恨、屠殺、侵略等，則必須予以譴責。

總之，在任何時候，學者都不應該回避、掩蓋自己的價值傾向。“善善惡惡”、是非褒貶應當是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基本屬性。這種屬性不能放棄，也不應弱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整個社會朝正確方向前進，是今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原創之學問源于“明德”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提出具有自主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這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開拓“明德”之路指明了方向。

中國歷史從起點上就走了一條與西方發展不同的道路，當今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也是一條世界上從未有人走過的新路。要深刻反映70年來黨和人民的奮斗實踐，深刻解讀新中國70年歷史性變革中所蘊藏的內在邏輯，講清楚歷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優勢，更好用中國理論解讀中國實踐，為黨和人民繼續前進提供強大精神激勵，中國學術就必須進行深刻轉型，創建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也就是說，當下的中國學術應該擺脫作為西方學術投影的存在形態，踏上一條艱苦的原創之旅。對學術界而言，這是一項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的偉大事業，這也應是學術文化界所立之大德。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國經驗給人類社會提供了哪些西方沒有的東西？中國道路的特征是什么？而這些東西如何被概念化，或者提煉成帶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原則？解答這些問題的答案就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這就是要創造一種從中國經驗出發，以回答中國問題為鵠的，從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國特點、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材料、中國數據、中國案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范式。而要成功鍛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范式，中國學者必須具備大抱負、大境界、大追求、大關懷、大視野和大動力。

作者：王學典（全國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史哲》雜志主編）

摘自《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