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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2日，APEC第11屆良好規制（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會議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莫爾茲比港舉行，騰訊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研究員蔡雄山跟隨中國政府代表團參會，并在會上做了“中國數字經濟創新政策立法與思考”的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速，互聯網與經濟社會不斷融合。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報告顯示，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達到32.9%。

根據CIINIC統計報告，截至2017年底，今天中國有7億7200萬互聯網用戶，其中7億5300萬是移動互聯網用戶。此外，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典型業務應用看，中國有5億3300萬人上網購物，2017年網上商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5.0%；有5億3100萬人用移動支付，網民在線下消費使用手機網上支付比例達到65.5%；還有2億2100萬人用共享單車、2億3600萬人使用網約車。

中國科技創新快速發展，已經有102家互聯網企業共市值9萬億元人民幣，騰訊與阿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

最近，在關注人工智能的人越來越多，中國現有592家人工智能企業。中國當前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同時提出運用“互聯網+”發展新就業形態等。

可以預見，互聯網在孕育新興行業、促進中國各行各業轉型升級方面，將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共識，2016年二十國集團通過了《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美國、歐盟、德國、英國、法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主要國家和地區加緊數字經濟戰略布局。

中國近年來也先后出臺了物聯網指導意見、云計算創新發展意見、“互聯網+”行動戰略、促進大數據發展綱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等文件，有力地推動了基礎設施能力提升、支撐了創業創新、促進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

數字經濟也被稱為“新經濟”，數字經濟立法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保障。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互聯網立法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不斷完善的建設過程。尤其是2000年以后，國家先后頒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電子簽名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目前正在審議《電子商務法》，這些法律法規為依法規范互聯網相關活動提供了依據。

在規范要點方面，以業務管理、網絡安全、個人信息保護以及內容管理為主。

下面我介紹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面對新商業模式（如分享經濟）、新技術（如人工智能）、以及面對新挑戰（如數據保護）時政策法律方面的一些做法與最新進展，最后提出幾點新思考。

一、分享經濟：審慎監管，促進創新

網絡約租車的出現，不僅提高了運輸效率、緩解了公共交通壓力，促進了分享經濟發展，也一定程度上倒逼傳統線下出租汽車行業改革創新，是互聯網與交通行業融合的典范。

但是，網絡約租車發展初期，出現了準入制度缺失、司乘沖突、惡性侵害等問題，原有行業管理部門規定難以有效規范上述問題，網絡約租車還對傳統巡游出租車壟斷經營地位造成了較大沖擊。

2016 年 7 月 28 日，交通運輸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賦予網絡平臺合法身份，成為中國第一部關于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管理 的規定，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

《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為網絡約租車設置了一個新的運營登記種類——“預約出租客運”，把網絡約租車納入了客運管理，通過“管人、管車、管平臺”的方式監管。

《暫行辦法》明確私家車可以參與網絡約租車運營，允許網絡約租車運營 8 年后繼續自用，允許網絡約租車平臺輕資產運營，明確鼓勵順風車、拼車等合乘出行方式。

隨后，地方發布各地的管理細則，截至2018年7月，全國共有210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206個地級市）出臺了網約車細則文件，規范當地運營秩序。

當然，也出現些新情況，如有些地方出臺的管理細則對車價、司機戶籍等作出限制，這背離了國家文件的初衷，國家有關部門已開始通過“公平競爭審查”制度，要求地方續訂，如蘭州、泉州等地。 

總體上，在包容創新、審慎監管的原則指導下，各地網約車監管制度還在不斷完善之中。

二、人工智能：前沿立法，引領創新

人工智能方面，2017年中國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其中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規劃提出六個方面重點任務：

一是構建開放協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創新體系，從前沿基礎理論、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平臺、高端人才隊伍等方面強化部署。

二是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發展人工智能新興產業，推進產業智能化升級，打造人工智能創新高地。

三是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發展高效智能服務，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促進社會交往的共享互信。

四是加強人工智能領域軍民融合，促進人工智能技術軍民雙向轉化、軍民創新資源共建共享。

五是構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礎設施體系，加強網絡、大數據、高效能計算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升級。

六是前瞻布局重大科技項目，針對新一代人工智能特有的重大基礎理論和共性關鍵技術瓶頸，加強整體統籌，形成以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為核心、統籌當前和未來研發任務布局的人工智能項目群。

目前創新的一個熱點是自動駕駛。

在管理政策方面， 2017 年 12 月,北京市經信委等三部委聯合發布《北京市關于加快推進自動駕駛車輛 道路測試有關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和《北京市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管理實 施細則(試行)》兩份指導性文件后,上海、重慶等地政府都陸續出臺了相關文件 允許自動駕駛汽車上路測試,不少企業相繼拿到了測試牌照。

2018 年 2 月，北京市三部委又出臺了《北京市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能力評估內容與方法(試行)》 和《北京市自動駕駛車輛封閉測試場地技術要求(試行)》兩份文件，規定了自動駕駛汽車測試場地的技術標準和自動駕駛汽車路測能力的評估內容和辦法，評估結果可以作為自動駕駛汽車能否進行路測的依據，有人將上述文件稱為自動駕駛汽車的“路考大綱”。

2018 年 4 月,工信部、公安部、交通運輸部聯合印發了《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管理規范(試行)》，從而使得自動駕駛汽車道路測試有了統 一的標準規范。 

相關規范從測試主體、測試駕駛人、測試車輛三個方面規定了自動駕駛汽車上路測試的條件，確立保險金制度與責任認定規則 ；建立數據記錄及報告制度等。

與此同時，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侵權責任問題、知識產權歸屬問題、數據所有權問題、機器人法律地位等問題都在探討中。

此外，也在探討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國家人工智能標準組正在制定人工智能倫理準則，將成熟時發布。

三、數據保護：完善立法，保障創新

整體來看，中國個人數據保護以分散立法為主，尚未制定專門統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但目前已形成了個人數據保護的基本法律框架。

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個人數據保護的基本法律框架。

法律層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規定相繼頒布。

行政法規層面，《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條例》正在起草中，其中也涉及個人數據保護。

部門規章層面，工信部頒布了《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2013）。作為《網絡安全法》配套規定的《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處境安全管理辦法》正在起草中。

國家標準方面，陸續頒布了《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2012）、《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2017）等。

行業標準層面，工信部頒布了《電信和互聯網服務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定義及分類》（2014）、《電信和互聯網服務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分級指南》（2014）等標準。

總體而言，中國個人數據保護的基本法律框架和制度體系已經形成并處于逐漸完善中。

此外，《征信業管理條例》(2013 年)《刑法修正案(九)》 (2015 年)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 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14)等，也分別從行業監管、 刑事、民事等方面進一步補充健全了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

新思考

（一）加強數字經濟相關政策法律問題的前沿研究，共同應對挑戰

以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掀起了數字經濟發展浪潮，其所帶來的政策法律問題是當前各國關注的焦點。

目前，中美歐等理論界已在逐步探討并陸續推出成果。建議加強人工智能等前沿理論研究和探討，尤其在業務準入、標準認證、數據保護、數據流通、算法監管、無人駕駛責任分擔、人工智能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都需要積極研究。

同時，人工智能因其自主性和學習能力而帶來新的倫理問題，以及安全問題、歧視問題、失業問題、是否能最終被人控制的問題等等，都對人類社會各方面帶來重大影響。

目前IEEE及相關組織已發布人工智能相關倫理原則，如保障人類利益和基本權利原則、安全性原則、透明性原則、推動人工智能普惠和有益原則等。但尚無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這些問題都需要加強研究。

（二）數字經濟發展需要包容性治理，營造開放包容發展環境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分享經濟等新型商業模式、經營方式等與傳統產業不同，監管不能削足適履，要求新事物符合舊的監管框架，而應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甚至因地制宜的調整監管策略，及時清理阻礙發展的不合理規章制度，營造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

同時，應促進創新，實現從“監管”到治理的轉變。過去，傳統互聯網監管更多的是政府單方面的管理，而互聯網治理更多強調多元化參與，不僅包括政府管理，也包括行業自律、企業參與、消費者意識提高等諸多因素。

企業的角色是參與市場競爭，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加強企業自律，依法履行責任義務。

（三）加強數字經濟領域立法交流與合作，呼喚新的國際規則

互聯網連接你我，數字經濟立法也需要國際合作與協調。以歐盟剛剛實施的GDPR為例，其確立了“長臂管轄”原則，即歐盟立法可以管轄歐盟之外像向歐盟居民提供服務的企業。

今年美國也通過了云法案，即可以通過程序調取美國境外企業的數據。隨著數據跨境流動日益頻繁，各國在數據管轄方面的沖突可能體現出來。

農業時代確立了產權規則，工業時代確立了知識產權規則；人工智能時代呼喚數據規則，而當前該規則正在行程過程中，需要各國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同推進此類國際規則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