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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教授王曉紅認為，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既是我國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國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既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也符合國情實際。我國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對提高服務業的增長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尤為關鍵，也是穩就業、穩貿易、穩外資的重要保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穩步推進服務業開放2018年版全國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服務業外資市場準入，這為擴大服務業開放創造了有利環境。但長期以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服務業開放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和困難。因此，服務業既是對外開放的重點也是難點。一是服務業開放水平還不適應世界服務業開放的總體形勢。二是營商環境是影響服務業外資發展的關鍵因素。三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協調性。四是事中事后監管創新不足。

摘編自《光明日報》

以服務業開放為重點 不斷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2018-10-16 05:17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王曉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教授）

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既是我國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國內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客觀需要；既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也符合國情實際。我國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對提高服務業的增長質量和國際競爭力尤為關鍵，也是穩就業、穩貿易、穩外資的重要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穩步推進服務業開放，2017年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954.4億美元，占總量的72.8%；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813億美元，占總量的67.7%；服務貿易進出口額6956.8億美元，連續4年保持全球第2位。2018年版全國外商投資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服務業外資市場準入，這為擴大服務業開放創造了有利環境。但長期以來，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我國服務業開放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和困難。因此，服務業既是對外開放的重點也是難點。

一是服務業開放水平還不適應世界服務業開放的總體形勢。在服務業外商投資準入方面，201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了62個主要經濟體的外資準入限制性指數，我國綜合評價居第4位，其中服務業高居第2位，說明服務業開放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也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

二是營商環境是影響服務業外資發展的關鍵因素。高效便利的營商環境比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更具吸引力。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比如，需要加快推進人員往來便利化措施，需要通過完善相關政策配套體系來引進海外人才，等等。

三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協調性。服務業開放涉及多個部門，跨部門的協調機制仍是難點。而且，在海外投資體系中缺乏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聯動機制。服務業對制造業境外投資的支持作用還沒有發揮出來。

四是事中事后監管創新不足?？傮w上看，目前的監管水平還不能適應服務業開放和數字經濟發展的要求。全產業鏈、全流程、全覆蓋的監管體系尚不完善，多頭管理比較突出，隨著跨境電商、保稅物流、保稅維修等新興服務貿易的發展，監管的相關法律法規亟待完善。

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在全球價值鏈高度依存、高度分解的今天，哪個產業開放程度高發展相對就快，國際競爭力就強；哪個產業開放程度低發展就相對慢、競爭力就差。當前，我國的產業開放優勢正在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化，在產業基礎、人才結構、基礎設施、資源環境等方面，都已經具備了服務業開放的優勢和充分條件。2017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427032億元，占GDP的比重51.6%，預計未來幾年服務業占GDP比重每年大致提高一個百分點，這為服務業開放奠定了強大的產業基礎。2017年全國共有在校大學生2753.6萬人，在校研究生263.9萬人。截至今年6月全國光纜線路總長度達4024萬公里，移動寬帶用戶總數12.6億戶，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數量8.32億個，移動通信基站624萬個。龐大的知識人才規模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為我們吸引新興服務業的優質外資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為此，應遵循“安全高效、多元平衡”的原則，以服務業開放為主線推動新一輪高水平開放，完善與服務業開放相適應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繼續發揮外商投資在人才、技術、知識、管理、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外溢效應，促進創新能力開放合作，通過開放提升服務業國際競爭力，推動“中國服務”與“中國制造”共同構成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競爭新優勢。

第一，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深化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加強對各級政府部門開展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的培訓。對標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繼續推進“放管服”改革、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及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等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推動人員往來便利化，完善引進海外專業人才的移民制度及就業、醫療、子女上學等服務體系。探索個稅減讓政策，讓外資“引得來、留得住、能發展”。

第二，完善外資審查制度和事中事后監管體系。以國家安全、產業安全、市場公平競爭為導向，完善與負面清單管理相適應的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將外資納入國內產業體系的框架統一管理，對外資企業合規經營、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等依法監管。提高監管信息化水平，推動全流程監管、大數據監管、智慧監管等新模式。加強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推進政府部門信息共享、執法互助。

第三，完善跨部門的協調聯動機制。服務業開放涉及領域多、政策體系復雜，需要各部門相互配合。尤其是在制定相互銜接的法律法規和促進政策，建立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全覆蓋的監管體系，以及開放風險評估、開放路徑與時間表等頂層設計方面要注重協調并進。

第四，建立服務業和制造業走出去的協同聯動機制。近年來，我國制造企業在東南亞、中東歐、非洲等“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產能合作卓有成效，應利用制造業境外投資、設立境外產業園區的機遇，帶動金融、法律、財務、信用評級、技術服務、知識產權、市場營銷等服務機構跟隨性投資，在為境外企業保駕護航的同時擴大服務出口。

第五，鼓勵試點試驗地區加大探索創新力度。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服務貿易創新試點地區大膽探索擴大服務業開放的新機制、新路徑和新模式，健全容錯糾錯機制，尤其是在營商環境建設、服務貿易發展、監管模式創新等方面先行先試，不斷形成可復制推廣的經驗。繼續深化北京擴大服務業開放綜合試點，發揮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政策優勢推動服務業開放的體制機制創新。

《光明日報》（ 2018年10月16日 15版）

【李洪雷：以政務誠信帶動企業誠信經營】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李洪雷指出，政府公信力在社會誠信體系中居于關鍵地位。要加強政務誠信建設，通過彰顯政府公信力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誠實守信，推動企業誠信經營。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將法律法規關于企業監管的規定轉化為實際治理效果。從某種程度上說，政府公信力表現為執法公信力。如果執法不嚴，一些企業違背誠信原則的違法行為長期得不到糾正和懲戒，就會出現守法者受損、違法者獲利的情況，進而導致“破窗效應”。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克服懶政、庸政、怠政，勇于負責、敢于擔當，對那些利欲熏心、逐利枉法的企業敢于亮劍，讓其依法受到懲治、付出代價。

摘編自《人民日報》    

【余雙彪：法律的理性是人類超越情感又合乎情理的最佳選擇】

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余雙彪表示，法之下，情有度。理性司法，必須把握好天理、國法、人情。古今中外，法律適用上，法、理、情都是司法官員在辦案中必須斟酌衡量的最重要因素。法律不外乎人情，中國古代允許官員一定程度上根據儒家釋義來適用法律，根本上說也是如此。一些至今仍被民眾所津津樂道的司法處斷，很多就是根據常理、倫理、道德作出的，所謂春秋決獄就是明證。如果法律的處斷背離了常人的思維，背離了一般人的價值觀，背離普羅大眾的認知，那即便是所謂的“理性”處理，也并非理性司法應有之義。媒體熱議的一些匪夷所思的案例包括近年來社會熱炒的一些案件，正是源于此。與此同時，法律不能止于人情。法律本身就是理性認識的產物，法律的理性延伸了司法理性，法律的理性可能帶有機械的成分而一定程度上難以為人情所期待，但是從歷史的變動和時光的流逝中，最終將證明法律的理性是人類超越情感而又合乎情理的最佳選擇。即使后續的情理判斷顛覆了之前的理性處理，也要立足當時的時空、場域、條件進行衡量。

摘編自《檢察日報》

【李志勇：把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落到實處】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志勇指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既要靠組織優化工作環境，加強保障，去除干部思想顧慮、激發擔當精神，又要靠黨員干部自覺培育優良作風，腳踏實地干事。概括說來，可以概括為五方面，第一，堅定理想信念，激發內在動力。需要錘煉過硬的政治素養，激發頑強的實干精神，強化推動發展、為民服務的責任感、使命感。第二，掌握工作方法，提升能力水平。要認真學習掌握新時代推動改革發展的基本方法，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汲取營養。第三，堅持實事求是，注重求真務實。要做出實實在在的業績，不好大喜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第四，優化辦事流程，明晰工作標準。去除重復的、不必要的部分，合理安排工作順序，簡化工作程序，確保實現結果。第五，完善激勵約束，建立長效機制。使黨員干部從被動應付、畏首畏尾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沖到一線帶頭解決矛盾和問題，帶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摘編自《中國紀檢監察報》

【楊起予：改革開放40年收獲的重大成果是一條道路、三大啟示】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楊起予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乜催@段歷史，我們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開辟了一條道路、收獲了三大啟示。一是實踐探索與基層力量。與改革的起點同樣受到關注的是開放的起點。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變革是在實踐中探索完成的，并與認知相連結，促成認知的深化。二是思想解放與理論創新。實踐和理論的互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次思想解放。第一次針對的是“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第二次思想解放針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理論固化和思維慣性。兩次思想解放逐步把人們從思維慣性中解放出來。然而，過去的經驗并不一定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中，一定要堅持與時俱進，注重來源于實踐并最終用實踐來檢驗。三是“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改革是一個艱難實踐的過程，又是一個實踐改變認識的過程。與“摸著石頭過河”相比，“頂層設計”的概念是在改革開放進行了20多年后才正式傳播開的。它反映了實踐所達到的新的認識程度和理論化程度。作為實踐和認識相統一的成果，“頂層設計”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摘自《光明網-理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