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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來，“供給側改革”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經濟領域的高頻熱詞，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供給側”是個相對陌生和專業的經濟學術語。然而，在具體工作中，供給側改革早已“啟動”，《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 ”行動計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等一系列助力產業升級的頂層規劃相繼出爐，便是“供給側”發力的明證。

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做減法，又做加法，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使供給和需求協同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而加快制造業升級是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維持中高速增長的重要一環。因此，離開供給側改革，《中國制造2025》的目標難以實現，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的目標也難以實現。而加快企業技術升級改造，使“中國制造”強筋健骨、提質增效，形成競爭新優勢，無疑是改善供給和擴大需求的重要舉措。

供給側指的是實體經濟，其中工業和制造業是主戰場。因此，探討“如何推進我國裝備制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十分重要。

2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

所謂“供給側改革”，簡而言之就是我國要通過提高供給產品的質量來滿足大家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過去，我國消費動力不足，因而要剌激需求，重點就在需求側。而現在，我國有消費動力，但供給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卻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因而，重點就轉向供給側了。此前，是長期以來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刺激政策，轉向從供給、生產端入手，一方面改善供給的有效性，提供更多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從根本上激發企業活力，鼓勵投資和創新，創造更多有效需求，從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供給側改革是相對需求側管理而言，主要側重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增強企業長期創新活力，注重經濟長期、持續的發展。專家分析認為，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管理，是國家經濟治理思路從凱恩斯主義轉向供給學派主張的表現。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如下：

一是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

二是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是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

從供給側發力滿足優質需求。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解放生產力，以創新提高效率、增加新供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持久戰，但如果畏首畏尾，拖延不決，只會貽誤戰機，留下歷史遺憾。

3 “供給側”為何要進行“結構性改革”？

面對“ 馬桶蓋” 、“ 電飯煲” 、“園珠筆筆芯”、“傳統產品多，智能產品少”、“低端系統多，高端系統少”、“產品結構陳舊”、“產能過剩，庫存積壓”、“高端不足 低端過剩”、“僵尸企業”、“需求乏力”、“資源消耗，污染嚴重”、“外貿競爭能力低下”、“城市的房價超過居民承受能力”、“海淘熱”、“入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等問題，中國經濟中的“供需錯位”矛盾加劇。一方面，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另一方面，傳統低端工業產能嚴重過剩。迫使中國經濟必須要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顯而易見。這也是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特殊背景。

概而言之，需求側提高了，供給側落后了。

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

其中，產業結構問題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區域結構問題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要素投入結構問題表現在資源能源、勞動力、資金等一般因素投入比重偏高，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比重偏低；排放結構問題表現在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比重偏高；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問題表現在過多依賴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特別是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結構問題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不同群體收入差距較大。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消費升級要求供給升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要求我國進行供給側的調整。

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這是由于：一是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二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三是推進供給側改革與推進全面改革是相符合的；四是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五是供給與需求相互依存，但國內有效需求最終決定于各主體的供給能力；六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供給能力決定一國的競爭力。

進入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經過多年努力，服務業的地位不斷上升，對外投資迅速發展，消費拉動經濟的作用逐步增強。這些都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表現。同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工業企業利潤下降、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等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這里面既有周期性問題，也有結構性問題，但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矛盾既出現在需求側，也出現在供給側，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些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矛盾，很多是體制性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因此，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若要持續健康發展，就要抓住經濟發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4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在哪里？

推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當前要特別抓住化解過剩產能、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四個關鍵點， 深入推進國企、金融、財稅、土地、戶籍等各領域改革。就深層次和總體而言，“供給側改革”本質上是從政府主導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經濟，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給企業創造更加公平公正開放的競爭環境，推進創業創新。此外，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并非放棄需求管理。“ 擴大總需求” 是“ 保底線” ，“供給側改革”是“求未來”，現在與未來，一個都不能舍。

“ 供給側改革” 究竟改什么呢？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早已給出了答案，就是要深入推進國企、金融、財稅、土地、戶籍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向簡政放權、創新創業要成效。

為了實現“供給側改革”，中國政府從2016年1月設定了5年內將鋼鐵產量削減1億～1.5億噸的具體目標。煤炭將在3～5年內削減5億噸。政府還敦促金融機構對已經實際破產的“僵尸企業”停止貸款。

供給側改革針對的是供需錯配的問題。面對中國經濟問題，供給側改革未來的任務紛繁復雜，但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每一樣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這五大任務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5　“供給側改革”與“中國制造”的關聯

“供給側改革”與“中國制造”有著十分重要的關聯。工業增速下降，是我國主動宏觀調控的結果，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適應國民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結果。供給側指的是實體經濟，其中工業和制造業是主戰場。要堅持加快傳統產業改造優化升級，積極培育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及高技術產業，這二者要同時發力，緊密融合。

工業、制造業當前突出的矛盾就在于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一方面低端的產品過剩，供大于求；另一方面高端的產品又短缺，供不應求。產品的質量、品種滿足不了消費者對綠色、低碳、品牌、時尚以及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以致出現了國人境外大量采購的現象。至于生產資料產品，比如基礎零部件、核心元器件、關鍵材料等，80%仍然依靠進口。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新形勢下，我們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宏觀調控的主動選擇，是發展思路的調整。

這是由于：

（1）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呈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點：一是速度換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優化，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群眾；三是動力轉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從全球背景看， 全球制造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近幾年來，隨著國際經濟、貿易與投資環境的深刻改變，制造業正在成為一些大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爭奪產業鏈、價值鏈高端的角力場。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力圖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對更低的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進其工業化進程。

此外，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也深刻影響著全球分工格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需要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形成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可以這樣說，推動制造業在調整中發展，在發展中升級，對于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

（2）作為當今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一些制造業部門目前出現了一種增速放緩、增長動力不足的現象。

一方面， 隨著勞動力數量紅利遞減、生產要素成本提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等低端制造業增長乏力，并導致了中國工業整體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全球產業變革，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所積累的一些風險和矛盾也逐漸暴露。比如多數制造業部門出現嚴重產能過剩，而化解產能過剩亟待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這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會引發一些企業倒閉、員工轉崗甚至失業。

可以這樣說，我國制造業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中仍然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新機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只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只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提升全球競爭力，“風雨之后才能見彩虹”。

（3）目前，中國雖然已是制造業大國，但產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基礎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依然突出。從供給側而言，中國的制造業需要“提高質量，增加效率”。

不可否認，中國制造業最突出的問題是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低端，制成品不少都為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價格低的“三低”產品，在國際經濟貿易利益分配中處于劣勢。從產品競爭力看，國內市場急需的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術裝備和產品則長期依賴進口。作為研究開發主體的大型企業或大型企業集團，科研開發能力與國外先進水平有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業研發的投入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我們雖然有華為、聯想、中興等創新投入很大和創新能力很強的企業，但整體上中國制造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投入不足，僅占銷售額的1％左右。技術落后、創新能力不強已成為影響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嚴重障礙。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企業改革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當前，針對國有企業，要在幾個方面進行供給側改革： 以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國企改革的重要手段，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實施國企股權多元化和國有股減持工作；國資監管部門以“管資本、管股權”為主，不再干預企業經營行為；完善企業公司治理，形成具有自生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的公司治理結構；深化企業內部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制度改革，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等。

我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西方供應學派思路的翻版，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的回歸，而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這一改革的關鍵是，要讓政策機制與市場機制相互配合，形成推動中國經濟步入轉型升級健康軌道的合力。

6　裝備制造業企業如何實施供給側改革？

（1）加大技術成果轉化力度 提升核心競爭優勢

實施供給側改革推動智能制造，加速實現產業轉型，將過剩產能轉化為優質產能，同時重點加速智能化的發展。引導創新要素流向企業。組建由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單位形成創新聯盟，開展聯合技術攻關，是整合產業技術創新資源、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的一個最為有效的途徑。中國將致力于推動產業升級。中國去年公布了旨在推動產業升級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中國在新的五年規劃中再次提出，為落實行動綱領，將向工業機器人、信息技術和航空航天等重點領域投入預算和人才。

（2）完善技術創新平臺 優化研發體制機制

建立跨領域、協同化、網絡化的創新平臺，加快培養新動能和新興產業。

（3）實施全球營銷變革 捕捉潛在市場 

圍繞市場熱點、需求變化，傳統制造業從供給側發力，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傳統裝備制造業，加快轉型升級，不斷形成市場新熱點，積攢發展新優勢。

（4）以技術創新突破瓶頸 以營銷變革拓展市場

為企業提供技術研發服務平臺，努力延伸裝備制造業產業鏈。

（5）創建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為主導的“四新”經濟。

（6）打造以“工匠情懷”為內涵的“人才特區”。

“中國制造”需要加快培養高端工程技術人才。 

7　結束語

對于經濟體系龐大、結構復雜、地區差異明顯的中國而言，既要著手供給側的改革，又要繼續專注于對需求側的培育。盡管供給側改革極為重要，但不可能完全替代“三駕馬車”的作用，我們應當在需求和供給兩側同時發力，實行動態的管理政策。目前，在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方針政策指引下，各地都在積極行動。北上廣、重深津、浙江省、廣東省、江蘇省、黑龍江省等省市，都紛紛出臺了如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規劃與項目；海爾、格力、美的、大疆、華為、格蘭仕、杭汽輪、中南機械、三一重工、徐工集團、中聯重科、山東臨工、浙江金盾、春風動力、杭州宏杉科技、浙江規上電子、建德低壓電器等許多企業也都在積極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且成績斐然。

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之一，在未來數年里將會受到全方位的沖擊，既有被淘汰的風險，又有逆勢生長的機遇，如何化危為機是擺在企業經營者面前的重大課題。對于企業領導者而言，需要“洞悉政府政策動向，把握行業發展機遇”并且“善抓機遇 善用機遇”。

習近平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 兩院院士大會 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特別指出：“縱觀人類發展歷史，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必須在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上來一個根本性轉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經濟和產業發展亟需的科技問題，圍繞促進轉方式調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

歷史正在跨入“十三五”，我們正迎來一個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攻堅克難、砥礪前行的時代。“察勢者智，馭勢者贏。”只有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機遇，我國裝備制造業才能迎來下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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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自動化博覽》2016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