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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人民日報

　　2013年秋季，在由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共同發起成立的著名的“大規模開放網絡課程（MOOC）”的edX網站上，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課程已經向全球網民開課。圖為edX網站首頁。資料來源：QS官方網站制圖：宋嵩

大學既是知識的殿堂，又是人才的搖籃，還是國家的軟實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創新高校人才培養機制，促進高校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我國不少高校的夢想，也是近年來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本期“觀察”要探討的正是這一話題。——編者

何謂“世界一流大學”（零距離）

中南大學校長 張堯學

何謂“世界一流大學”？如何建設“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學？這是一個廣受關注且發人深思的問題。

看一所大學是否一流，不能只看這所大學在大學排名榜中的名次，而是應該看這所大學是否具有一流的大學文化和精神、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成果。

一流的大學文化和精神，應該是理性的、包容的、學術的、個性化的，以培養人為目的并且能夠跨越時空引領時代精神和社會文化發展的。這里的大學文化和精神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既包括大學的制度、規則、運行機制以及基于此形成的學術自由和民主管理等，也包括大學在漫長的辦學歷程中不斷創造和代代傳承所形成的傳統和習慣等。有一流的大學文化和精神，師生的靈魂才能受到洗禮，思想才能得到升華，良知才能得到保護，個性才能得到發展，正氣才能得到培育。比如，在希特勒那樣高壓的年代，德國海德堡大學還能堅定地豎起反戰的旗幟，這不得不歸功于其一流的大學文化和精神。

一流的人才，是衡量一所大學是否世界一流的重要標志。大學是思想的策源地、知識的殿堂，應該是一流人才薈萃之地。世界一流大學應該具有諸多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的各類人才，這不僅是指大學的教師和管理人員，更重要的是指大學培養出來的一代代學生。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學的教授通常是國際上各種專業組織的成員、組織者和領導者；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學的畢業生通常可以不用通過再深造就能在世界范圍競爭獲得理想的工作職位。這既考驗一所大學的教育質量和知名度，更考驗一所大學的多元文化張力和對世界的理解力。

一流的成果，既包括能夠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一流成果，又包括能夠推動形成新的產業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技術和專利等一流成果，還包括各種哲學社會科學、藝術作品等一流成果。像“牛頓定律”、“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等，這些都是世界一流大學對豐富人類知識寶庫、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例證。一所大學只有產生一流成果，才能熠熠生輝，被載入史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之所以被稱為世界一流大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們的一流成果為人類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我國大學目前的發展現狀看，在一流的大學文化和精神、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果等方面與世界一流大學還存在較大差距。當前，如何加快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

一是推進我國大學的制度建設。目前，我國大學的規章制度有很多，從國家教育部、地方教育廳以及有關政府部門制定的制度，到大學自己制定的章程，林林總總。但是，許多大學缺乏對這些規章制度的有效執行，管理的隨意性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有些規章制度不符合大學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是一些大學缺乏自覺執行規章制度的意識。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求我們健全完善符合大學發展規律的大學制度，實現大學發展有制度可依、有制度必依。像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等好的中國特色大學制度應進一步完善，健全議事規則與決策程序，依法落實黨委、校長的職權。

二是培育我國大學的文化和精神。近年來，我們對大學的創新精神強調得比較多，事實上，創新精神只是大學文化和精神的一部分，當以學術自由、理性批判精神為核心的大學文化和精神形成以后，大學的創新精神將會自然顯現。因此，當前要重點培育我國大學的文化和精神，在堅持一定原則的基礎上，尊重學術自由，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形成呵護、培育、激發大學自由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的制度文化，彰顯大學文化和精神的魅力。為此，既要鼓勵教師的科研面向國家和社會需求，又要尊重學術自由和個人興趣偏好；既要注重提高教師收入，又要為教師創造學術自由、民主治校、激情燃燒的工作環境和平臺，更要為學生創造主動學習、追求真理、勇于批判、向善求真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三是加快大學綜合改革。大學綜合改革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目的是讓廣大師生都受益，促進大學辦出特色、爭創一流。應推進包括進人制度、評價制度、分配制度等在內的人事制度改革，以學科教授委員會為主的學校運行機制改革，面向國家需求與學術自由相結合的科研體制改革，以教授上講臺為主要內容的本科教學改革，以科研為導向的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等。

四是進一步改進國家和社會的投入方式。現在，許多人認為我國在建設一流大學方面投入太多，這種看法是片面的。除了資金投入外，國家還需在政策方面為大學松綁。我國大學現在基本上還處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夾縫中，投入和收費是計劃性的，但所有支出都是市場化的。這嚴重阻礙了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從世界大學排名看我國大學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主任 劉念才

大學排名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世界上高等教育規模較大的國家都有“國家大學排名”。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不斷深入發展，國際性的“世界大學排名”也應運而生。目前，國際上影響較大的是《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簡稱“THE排名”）和英國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簡稱“QS排名”），我國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世界大學排名關注什么

“QS排名”是通過6項指標對世界大學進行評估，包括學術同行評比（40％權重）、雇主評比（10％權重）、師生比（20％權重）、師均論文被引用次數（20％權重）、國際學生比例（5％權重）和國際教師比例（5％權重）。其中，“學術同行評比”和“雇主評比”是指聲譽調查，前者指被調查者認為其研究領域內最頂尖的數所大學，后者指招聘人員最愿意雇用哪幾所大學的畢業生。“師生比”主要評估學生個人是否能夠從大學的教學資源中得到足夠的關注，“師均論文被引用次數”主要評估大學研究的影響力，“國際學生比例”和“國際教師比例”主要評估大學的國際吸引力和參與全球化進程的程度。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在2004—2009年，一直與QS公司聯合發布世界大學排名，自2010年開始發布新版“THE排名”。“THE排名”的指標體系分為教學（30％權重）、研究（30％權重）、論文引用（30％權重）、國際化程度（7.5％權重）、企業經費（2.5％權重）共5個方面13項指標。其中，“教學”指標主要評估大學的授課和學習環境，具體包括與教學有關的學術聲譽調查（15%權重）、師生比（4.5%權重）、博士學位與學士學位授予數之比（2.25%權重）、師均博士學位授予數（6%權重）、師均辦學經費（2.25%權重）；“研究”指標主要評估大學研究的密集程度和卓越程度，具體包括與研究有關的學術聲譽調查（18%權重）、師均研究經費（6%權重）、師均論文發表數（6%權重）；“論文引用”指標主要評估大學研究的影響力，只設近5年標準化論文引用率一個指標；“國際化程度”指標主要評估大學的多元化和國際學術合作水平，具體包括外籍教師比例（2.5%權重）、外籍學生比例（2.5%權重）、國際合作論文比例（2.5%權重）；“企業經費”指標主要評估大學的知識轉移、創造社會生產價值情況，即通過創新、發明、咨詢等方式幫助企業，只設師均企業資助科研經費一個指標。

“ARWU”，顧名思義，主要關注大學的學術成果。它采用國際可比的科研成果和學術表現作為評價指標，具體包括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校友折合數（10%權重）、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教師折合數（20%權重）、各學科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科學家數（20%權重）、在《自然》或《科學》雜志上發表的論文折合數（20%權重）、被科學引文索引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論文數（20%權重），以及師均學術表現（10%權重）。

我國大學在排名中表現如何

雖然世界大學排名并不能代表和說明一切，但我們還是可以從近年來的排名中分析我國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方面的表現。

從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來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幾乎一直位列前200名。其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一路領先，均在50名左右，主要原因是它們的聲譽調查得分很高，在國際上獲得了較高的知名度。另外，近3年來，浙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武漢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也有不俗表現，均有進入前400名甚至擠入前200名。這說明我國高水平大學越來越受到國際高等教育界關注。但從世界范圍看，除了美國、英國等老牌教育發達國家，法國、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意識到知識經濟時代世界一流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紛紛推出各自的重點建設計劃。面對這種激烈競爭，我國大學仍需再接再厲，持之以恒、有條不紊地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從近10年的“ARWU”來看，我國（大陸地區）入圍世界500強的大學從2004年的8所到2013年的28所，這種增長反映出我國高水平大學在學術表現上的進步。具體而言，我國大學在國際論文總量指標上的表現最好，部分學校已經達到或超過世界百強大學的平均水平。但整體而言，我國大學在國際學術大師和有重要國際影響的學術成果等方面，與世界百強大學相比還有不小差距。

觀察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兩個維度（觀察者說）

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張 力

我國如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近年來人們比較關注的話題。當前，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來觀察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處境。

第一個維度：同一坐標中的差距

第一個維度是把我國大學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大學放在同一個坐標中來觀察。這一坐標主要包括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世界大學排名的國際比較。從這一維度來觀察，我國大學發展水平大致好于多數發展中國家大學，與發達國家大學的差距逐漸縮小，一些大學初步具備了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條件。

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公布“人類發展指數”。2010年以來的新指數由3項指標構成，即人均期望壽命、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人均受教育程度（由25歲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和5歲人口期望受教育年限加權生成）。1980—2013年間，我國這一指數從0.407的低水平組躍至0.699的中等水平組，在187個國家中排第101位，其中教育指標排位要略高于經濟指標排位。

高等教育水平的國際比較。2012年我國高等教育總規模為3325.2萬人，穩居全球第一。同年，毛入學率創30%的歷史新高，在聯合國教科文數據庫中，高于同期中亞、阿拉伯、西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與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持平，尚低于北美和西歐、中東歐、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位居世界平均水平。但根據國際高校聯盟的2012—2013年全球高教體系排名，在采用衡量高教體系的資源、環境、國際連通性、產出等質量組合性指標后，我國在50個國家中排到40位左右，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世界大學排名的國際比較。近年來，各種各樣、見仁見智的世界大學排名層出不窮。盡管這些排名榜都有過度關注大學績效尤其是關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研究成果的偏向，多少有些忽略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教學質量和社區服務推廣等方面的成就，但總體來說，我國能夠進入前200名的大學不足10所。這足以讓我們感受到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外部競爭壓力。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比較中可以看出，我國一些大學初步具備了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世紀之交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追趕世界平均水平的步幅明顯加速。如果基于國際學術標準，少數研究型或綜合性大學在許多學科領域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將許多發展中國家大學甩在后面。但是，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我國在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科技創新體系、產業技術層級和吸納就業能力等方面還需持續改善；在高教體系內部以及高教體系與外部系統之間，制約運行質量、資源共享、協同創新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突出。因此，我國大學要縮小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難度上也不容低估。

第二個維度：不同標尺下的差異

所謂差距屬同一坐標，差異則是不同標尺。我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文字、教育、科技的歷史發展路徑迥異，這也導致我國大學賴以生存的“土壤”與其他國家大學相比存在較大差異。不過，原本迥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在21世紀相互融合的程度空前提升。從這一維度來觀察，文化背景的差異、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特有財富，又將帶來難以避免的嚴峻挑戰。

從文字方面看，我國最早的成型文字為大汶口象形文字，此后漢字自循演進之路，衍生出獨特的漢字體系，承載著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也帶來了中外文化的差異。從教育方面看，我國封建社會形成較為成熟的官私學體系，由科舉牽引，鄉學私塾與書院結合，與歐洲教育路向不同。至明清西學漸入，受其影響，清末終廢科舉，改立學堂。民國初辦學校，才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教育體系幾經變革，當代大學也遠離古代書院傳統，而是汲取西方學科專業模板為我所用，逐漸在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從科技方面看，我國科技自夏商周積累，春秋戰國奠基，秦漢形成體系，與西方分道而行。此后經三國兩晉南北朝發展，隋唐五代持續，我國科技在宋遼金元時期達到高峰，到明清則開始緩慢衰落。西方近代科技傳入我國后，二者開始逐漸匯合融通。

文字、教育、科技等方面發展路徑的差異，決定了在中國“土壤”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必須直面“道、理、學、術”關系。其中，在“學”與“術”上，已有全球共識度相當高的客觀標準，少數國家依仗現代大學發軔優勢，占據多數學科專業前沿，擁有一些學術領域明顯的話語權。但在“道”與“理”上，比如涉及精神文明的深層問題，則應正視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必要差異，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在尊重國際學術界既有規則的基礎上，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培育壯大我國學術界的全球話語權。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勢必要堅持本色、辦出特色，堅守和創新本土化的“道”、“理”的基石，熟悉和搶占全球化的“學”、“術”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