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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理念最早是環境保護思想對經濟發展提出的一種模式要求，它的邏輯基礎是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效應。于是，有關低碳經濟的主流研究集中在節能減排技術開發和相關法律法規約束方面。比如，王利（2009）認為，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應加強立法，建立健全法制體系。趙志凌（2010）從低碳經濟框架進行了研究，得出主要的路徑包括理論方法、意識形態（碳政治）、政策設計（即技術類型，如節能、無碳低碳能源技術、CCS 碳捕獲和封存技術）、實踐探索（低碳城市、低碳經濟示范區、低碳 CBD）等方面。另外，金涌等（2008）提出，低碳發展應從產業和能源結構調整、科技創新、消費過程優化及政策法規支持等方面著手。

相對經濟理論化的研究則集中在“碳金融”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氧化碳排放權在低碳經濟時代是一項有價值的資產，因而圍繞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的很多金融學問題就不可回避了。莊貴陽（2007）認為，實施低碳經濟要仔細研究發達國家碳排放定價和碳排放交易等市場工具，以便通過國際合作來有效推動低碳產品和低碳技術的開發利用，達到互利雙贏的目的。楊志（2010）認為，中國必須參與構建碳交易市場，以作為參與國際金融市場體系構建的“突破口”。

然而，上述研究卻鮮有涉及貨幣問題的（尤其是貨幣秩序問題），其實是一種遺漏。任何經濟發展態（或模式）都不可避免地要與某種金融態（或模式）聯系在一起，而金融態的核心是貨幣問題。就目前全球低碳經濟的發展訴求而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必然產生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秩序。本文就是要從貨幣發行機制的角度，根據世界主導貨幣的根本屬性特征，分析低碳經濟條件下國際貨幣新秩序變更的邏輯基礎及過程，以期從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貨幣新秩序的層面，重新理解低碳經濟的戰略價值。

一、當前國際貨幣秩序的核心

當前國際貨幣秩序的總體特征是“一元主導，多元支撐”

的局面“，一元主導”是指美元主導整個國際貨幣體系“；多元支撐”則是指多種國際化貨幣（以歐元、日元、英鎊為代表）以結算貨幣職能支持整個國際貨幣體系。而這一體系的核心是“美元主導化”。

美元之所以能主導國際貨幣體系，主要由于其具備的獨特的風險對沖職能。所謂“風險對沖職能”是指貨幣貶值風險對沖，這種職能要求貨幣必須具有對沖體（或對沖資產）。金屬貨幣時代，貨幣天然具有該職能，因為幣材本身就是對沖資產。但紙幣制度時代，貨幣的本位體由國家信用取代，因而就失去了天然對沖資產。然而美元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卻擁有了兩種對沖資產：布雷頓森林體系把它和黃金聯系在一起，表面上美元只是黃金的結算貨幣，但實質上兩者的長期負相關關系已經是黃金演變成美元的對沖資產；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對沖關系已經弱化。但是，美元與全球最稀缺的工業資源石油建立了類似的負相關關系，使石油也演變成美元的對沖資產。美元的這種特性是所有貨幣中獨一無二的。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指數與黃金價格指數的相關性已經非常弱化了。而圖 2 所展示的美元指數與國際原油價格指數之間卻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

二、美元的貨幣發行機制

到目前，學術界對貨幣發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貨幣發行的決定因素以及貨幣價值變動理論上，對于貨幣的發行機制（亦即貨幣究竟該遵循怎樣的原則和制度發行）鮮有成果。根據目前世界各國貨幣發行的主要特征，貨幣的主要發行機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

第一，美國式。

美元的發行機制有別于其他貨幣，其發行的推動機制可以歸納為“雙規制”，即（美國）資本市場驅動制和石油購買驅動制。所謂資本市場驅動制，是指美元發行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資本市場對經濟的定價選擇，當資本市場給予上市公司高定價時，企業市值就會要求更多數量的貨幣予以表達；而當市場給予整個經濟的預期以很高的定價水平時，整個資本市場就會要求以更多的貨幣數量來表達經濟體的價值。假定當前貨幣總量（按一定投資消費比例折算后）不能滿足資本市場對貨幣數量的要求，根據美聯儲的相關規定，投資機構可以向美聯儲要求再貸款，而此時美聯儲只能以貨幣發行的方式來滿足這種需求。

而所謂石油購買驅動制是指，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國際原油價格大多數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因此當石油銷售價值總量（銷售量與石油價格的乘積）上升時，國際原油市場客觀上要求以更多數量的美元來表達。為了維持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購買國。①于是，石油購買也成了美元發行的決定因素。

由于美元事實上一直處于國際主導貨幣地位，因此，美元的貨幣回籠一直使用美元債券的發行來實現。

美國式貨幣發行機制的優點在于：從其國內因素看，美元的發行基本符合資本市場對經濟發展的預期，加之美國資本市場的高效性，因此這種貨幣發行機制基本體現了經濟發展預期對貨幣發行的要求以及對貨幣價值的支撐，較好地避免了人為主觀判斷的失誤，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為發行混亂現象。

但這種發行機制的缺點也很明顯：首先，一旦遇到市場失靈，亦即市場對經濟發展預期出現過分高漲情況時，極有可能出現貨幣發行過度問題；其次，美元的發行機制需要美元的政治主體對國際石油產銷有較大的控制力，這種需求在現有世界政治格局下造成了美國對世界產油地區和國家實施霸權主義的利益驅動力，從而造成世界不安定局面。

第二，歐元式。

歐元是一種典型的協議貨幣，即參與歐元的國家遵守歐元區貨幣協議，包括歐元發行在內的所有有關歐元的貨幣行為必須遵循該協議。關于歐元的發行，協議規定“貨幣發行需滿足通脹率、就業率和經濟增長等因素的要求”，也就是事先設定一些指標，只有整個歐元區經濟指標滿足這個指標體系要求時，才能發行歐元。

這種發行機制的優點在于，貨幣發行的決定因素是客觀經濟指標，依據經濟指標決定貨幣發行的時機、數量和速度，同樣可以避免判斷和決策的失誤。但其缺點更突出：

首先，其理論基礎存在問題，依據通脹水平和就業率決定貨幣發行，實質上是把物價視為貨幣價值的函數。但從本質上看，物價水平（或通脹水平）更應該是生產力的函數，即物價取決于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如果盲目根據市場通脹水平來調整貨幣政策，以達到調整貨幣發行（或貨幣回籠）的目的的話，勢必忽視了經濟發展的本質特征與貨幣量的匹配關系，從而造成經濟發展與貨幣發行的相位差，進而影響經濟價值的穩定與提升。

其次，在主權多元化的區域內以一元化的貨幣統一貨幣制度本身就存在致命缺陷。當主權經濟體經濟發展出現巨大差異，而經濟相對落后主權體的主權債務出現償付困難時，主權體因失去貨幣政策的自主權而無法自救，這時統一的貨幣管理機構（這里指歐洲央行）就要進行援助，而援助的代價必然是經濟相對發達的主權經濟體的利益受到損害，從而造成整個區域經濟受到威脅。2010年初爆發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以及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出口主導式。

這種貨幣發行機制幾乎出現在所有出口主導型經濟體內部，比如日本、中國等國家。這種貨幣發行機制的核心環節就是盯住式匯率制和結售匯制度。盯住式匯率制的目的在于保證對外貿易順差，而結售匯制度則是對國內出口企業的激勵制度：出口企業實質上把全部匯率風險都轉嫁給本國政府。其中，結匯制度決定該經濟類型國家的本幣發行：出口收入越多（實質就是賺取的外匯越多），根據結匯制度，該國就要用越多的本幣兌換外匯，當現有本幣（量）水平不能滿足結匯要求時，該國就必須發行新貨幣以表達兌換外匯的價值，由此形成了本幣發行的最根本動力。

這種貨幣發行機制并非發行主體的本意，或者說，沒有哪一個國家是主動地運用這種機制來發行本國貨幣的，它只是出口經濟模式中激勵機制的“副產品”，因此，具有貨幣發行的被動性，它的缺點也恰恰集中表現在這里。

首先，由于貨幣發行的時機與數量均是被動的，因而發行主體無法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來決定貨幣發行；其次，由于貨幣發行由外部因素主導，因而外部因素的變化極易因其本國貨幣發行的混亂，以及實際幣值與名義幣值偏差，導致國內貨幣體系動蕩。。

三、二氧化碳排放權與世界主導貨幣放行權

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特征告訴我們，美元之所以能夠主導這個體系，就是因為它擁有最稀缺的工業資源———石油———作為其對沖資產。這個結論同樣告訴我們，未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無論由誰主導，這種貨幣必須擁有對沖資產，而且這種對沖資產要比石油還稀缺。如果一個全球性的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真的建立起來的話，那么，二氧化碳排放權就是比石油更稀缺的資源。實際上，國際貨幣體系之所以要出現更迭就是由于一個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將要建立，而非美國金融危機。

過去，美元之所以能與石油建立其如此堅固的“對沖關系”，很大程度上由于是有分不得不均勻性。因而，只要美國控制了世界主要石油產油區，就可以鞏固美元與石油的對沖關系。而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下，只要排放權的分布是公平的、均勻的，美元再想通過過去那種手段“綁架”稀缺資源（石油）就幾乎不可能了。

根據當前世界主導貨幣的特征和發行機制，新的世界主導貨幣的發行機制將借鑒美元的發行機制，基本邏輯如下：

首先，各國將根據協議獲得一定數量的二氧化碳排放權配額，各國再根據本國情況將這些配額分配到不同行業和不同企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兼顧排放權配額，一旦企業的發展規模對排放權有更高要求時，它將通過減排技術的開發或直接購買來實現。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將面臨三種局面：一是所得排放權配額與企業發展規模完全匹配，即企業既無剩余排放權，也不需要購買排這種情況下，企業市值相對穩定。二是企業排放權配額不能滿足企業發展速度與規模的要求，即配額不足。這種情況下，無論企業通過什么途徑獲得更多排放權，都將有損企業市值，或者限制市值提升。三是企業通過技術創新不但使企業排放權配額能夠滿足企業發展需求，還會創造出剩余排放權，進而通過出售這些剩余排放權獲得更大的價值。

從微觀層面看，當企業能夠通過技術創新實現上述第三種情況，則企業的市值將會得到提升；如果這個企業能夠創造越來越多的剩余排放權，這個企業的市值就會連續地上升。從宏觀層面看，當一個經濟體或國家的整體排放水平降低，或者通過技術創新可以創造出整體剩余排放權，那么，這個國家的企業的整體市值就會上升。當這種上升無法用現有貨幣量足額表達時，這個國家的整體經濟水平就會倒逼貨幣發行機構發行貨幣，而且這種貨幣還必須是主導貨幣。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兩個階段性結論：一是未來世界主導貨幣的發行不再像現在這樣由一個國家或經濟體來決定，而是由經濟發展最快②的國家或經濟體通過本國企業市值的快速提升來決定的，而企業市值的提升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創造剩余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能力。二是在此種貨幣發行機制下，未來世界主導貨幣的名稱與發行機構并不重要，至少這些東西說明不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者和主導作用，即便繼續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模式，即美元主導、美聯儲發行，但美元的發行權也不再單屬美國，而屬于所有有能力的國家或經濟體。

四、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意義

自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都對現有的美元主導型國際貨幣體系感到擔憂，最直接的威脅來自國家外匯儲備因美元價值下降而縮水的問題。因此，主導貨幣多元化就成了世界各國（美國除外）的普遍共識。但對于如何建立未來國際貨幣新秩序，各方觀點分歧很大。

根據上述分析，低碳經濟將對這個即將建立的貨幣新秩序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這就對未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的轉變提出新的要求。美國率先做出轉變，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新政府提出一系列經濟發展戰略，其核心在于發展高附加值、低排放的綠色經濟。

為此，美國政府甚至放棄了對昔日美國經濟支柱產業（包括汽車、鋼鐵等）的救助，而直接把資金和政策傾斜于新能源、新技術等領域。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全球率先征收所謂的“碳關稅”，以此把那些排放水平很高、暫時又不愿意（也無能力）參與“后京都議定書時代”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國家或經濟體強行拉入，迫使這些國家接受美國標準。英國也緊跟制定了綠色經濟發展戰略，并把高排放產業放在首先被調整的名單之列。歐盟也加快了ETS交易體系的推廣，同樣也通過“強迫性”手段迫使歐盟以外的國家接受歐盟準則。

中國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驕人戰績，但由于長期依靠低附加值、高排放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來推動經濟增長，因而在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上存在明顯缺陷。加之中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所以在“調結構”“、保增長”和“保民生”方面存在著“天然的”自身矛盾。

然而，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不會因中國的特殊情況而改變，中國要想在未來國際貨幣新秩序中擁有足夠的發言權，要想在世界經濟大格局中占據重要位置，要想使自己的外匯儲備安全且有價值，就必須在未來國際主導貨幣發行體系中擁有足夠的實力，而這個實力就要與低碳經濟、與我們手中擁有（或可創造的）剩余二氧化碳排放權直接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調整宏觀經濟產業結構就成了我們不可回避的關鍵環節。

五、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們可以看到低碳經濟遠非一種簡單的清潔經濟，也不單單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理念，它對未來國際貨幣新秩序有著重要的主導效應。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結論：

1。世界主導貨幣的本質特征是存在對沖資產，即持有該貨幣的貶值風險可以通過持有某種特殊資產頭寸進行對沖。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就是這樣的主導貨幣，并擁有石油這種人類最稀缺的資源作為對沖資產。

2。未來國際貨幣新秩序也必將存在一種主導貨幣，這種主導貨幣也必將擁有一種對沖資產。在低碳經濟時代，二氧化碳排放權是一種比石油更稀缺的經濟發展資源，因而完全具備成為未來世界主導貨幣對沖資產的條件。

3。未來世界主導貨幣的發行機制很有可能繼續沿用當今美元的發行機制，即資本市場倒逼機制。這種機制的最大優勢在于，通過市場對未來經濟發展預期來決定適應未來經濟發展規模的貨幣發行量。

4。低碳經濟模式下世界主導貨幣將不再是一種固定發行人的制度安排，而是由經濟發展模式最合理、剩余二氧化碳排放權最多的國家或經濟體決定主導貨幣的發行。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主導貨幣是何名稱、由誰具體發行都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由誰來主導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