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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當業界和投資者熱議之時，該領域的風險也開始顯現煤炭價格下行，庫存超警戒線、染指民間借貸……特別是在近期，隨著中誠事件所暴露出的重大風險，礦產信托正面臨著危局，會否出現繁華過后的一片狼藉還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對于這一領域，信托公司從蜂擁而至變成了小心翼翼。援引接近中誠事件人士的話，“現在我們對于礦產信托是比較謹慎了，未來將會壓縮這塊業務的規模”。

　　“身陷”民間借貸

　　據了解，這個總規模達到30.3億的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集合信托計劃投向于山西振富集團，所募集的資金用于整合收購四個煤礦，產品將于2014年到期。然而，由于其中一個煤礦涉及采礦權糾紛，兩個煤礦在信托計劃成立時未獲得開工批復，以及控制人王于鎖、王平彥父子陷入高利貸危機，該信托項目的風險提前暴露。

　　中誠信托最新發布的處置公告顯示，該項目融資主體振富能源及其關聯公司在2012年二季度新增的三宗訴訟，均因民間融資產生，此外，振富能源大股東王平彥已被山西警方控制，目前振富集團旗下大部分礦業都停產。

　　事件一出，中誠信托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業界普遍認為，該筆項目從設立的初期就已經蘊含著風險，最終的結局也是可以預見的。這讓從業者很是無奈。前述人士坦言，“在項目初期，是否涉及民間借貸很難察覺。首先它不是公司行為，不在財務報表上體現，其次這類民間借貸一般都是憑借煤老板的個人信用，在盡職調查中很難發現，即使有所察覺，對于涉及的具體數額也難以判斷。”

　　據介紹，通常信托公司所做盡職調查，涉及公司財務方面的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通過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進行分析；二是通過銀行征信系統查詢。“除非改變盡職調查的模式，比如派專人常駐當地幾個月甚至是半年的時間，但考慮到效率，現在幾乎沒有信托公司采取這種方式。”前述人士補充道。

　　事實上，目前的民間借貸存在著尷尬，盡管監管層在逐漸為民間借貸正名，但相關的借貸登記、信用記錄等機制尚未完整建立，民間借貸核實困難。對此，普益財富研究員范杰表示，“核實困難，并不代表著債務不存在，相反的，從2011年起，我們目睹了溫州民間借貸風波、鄂爾多斯某大型民間借貸機構崩盤，讓人不得不重視民間借貸對信托的風險。”

　　在他看來，這種風險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調查的時候核實具體債權債務數量時比較困難，如果融資方從事民間借貸業務，在盡職調查中一定會發現其有該項業務，但核實具體數額時比較麻煩。核實不了融資人及其實際控制人具體的民間借貸數量，就不能準確分析出項目風險的大小。二是一旦民間借貸風險先爆發，民間債務人先起訴，在沒落實抵押質押的情況下，信托計劃將會比較被動。

　　當然，各界關注的目光并沒有僅停留在中誠事件的本身，更重要的還有風險會不會傳遞。因為目前存續的煤礦信托約有140款，涉及規模近400億元，下半年將有30余款產品面臨到期兌付。

　　風險集中暴露

　　“到期兌付的問題現在還不好定論，因為每個項目的情況不一樣，控制手段也不同。此外，這與信托公司的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能力有很大關系，但目前來看，各家公司的控制水平參差不齊。”前述人士表示。

　　同時，對于礦產信托的風險，該人士直言不諱。“與其他類型信托相比，礦產信托的風險要更大，因為項目評估不好做。比如房地產信托，即使不是專業的評估公司，投資者對項目的區位、價格都會有一個大概的認知，因為"看得到"。礦產信托則不同，它是藏在地下的，是"看不到"的，即使是專業的評估機構，出具的報告也會有很大差異，因為項目本身的價值不確定。而且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礦場將被停業整頓，采礦權會被收回，這個風險就很高了。”

　　此外，范杰補充道，礦產資源受國家政策影響較大，如當前受到節能減排等因素影響，部分小礦還存在著被合并或被收回的政策風險。非但如此，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發現礦產項目還有以下情況需要引起注意：第一，部分礦產權屬不明，無法落實資產質押、股權過戶等風控措施。其二，部分礦產業主社會關系較復雜，一旦礦產業主涉嫌民間借貸或其他犯罪，礦產將會面臨較大的經營風險。

　　而當下，煤炭價格下行以及庫存超警戒線則又為該領域蒙上一層陰霾。此外，不景氣的市場環境隨時可能讓信托公司陷入危局。統計顯示，截至7月18日，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綜合平均價格報收從年初的797元/噸跌至641元/噸，是五月以來的第十一次下挫，累計降幅已達146元/噸，繼續刷新著“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發布以來的最低紀錄。

　　在此背景下，業內對該領域的態度也變得小心謹慎。前述人士表示，未來將壓縮礦產信托的業務規模，對于已經發行的，將采取要求提前還款等手段規避風險。

　　面對暴露出的種種風險，很容易聯想到的是認責與賠償。然而，在目前銀信合作的模式下，義務方通常直指信托公司。據了解，在“誠至金開1號”出現風險時，中誠信托曾經考慮過與托管方（某國有銀行）共同應對，但被后者拒絕。對此，范杰表示，“這樣的結果本在意料之中，其原因在于，在整個信托關系中，只有信托公司才是信托計劃的管理人，需履行受托人義務，即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謹慎管理信托資產。而商業銀行只是信托資產的托管人，其義務只是資產保管、交易監督、信息披露、資金清算與會計核算等，不對投資者承擔因受托人過失的賠償責任。”

　　但事實上，信托公司對于目前的認責方式并不十分認同。前述人士坦言，“雖然目前對于賠償沒有明確的規定，但通用的一個潛規則就是信托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在他看來，要準確界定與認責，就需要看清在一個項目中，信托公司究竟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比如一個項目是由銀行主推過來的，信托公司這個業務只收了一個點，全部由銀行包銷，銀行收了四個點，這樣的話銀行肯定也有責任，一旦出現風險需要賠償，就要看監管部門如何界定，比如銀行的代銷費明顯偏離市場公允價格，那肯定是有問題的，而且即便是代銷，銀行方面也是要有非常嚴格的審查程序，出現風險，不應該完全由信托公司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