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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中國廣東核電集團（下稱“中廣核”）下屬的大亞灣、臺山、陽江、紅沿河、寧德、防城港6個核電站，同時舉辦核電站公眾開放日，共有700多人進入核電站內探訪。

　　7月，國務院公布《“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15年，掌握先進核電技術，提高成套裝備制造能力，實現核電發展自主化；核電運行裝機達到4000萬千瓦”。

　　與沿用數年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相比，4000萬千瓦核電的目標從2020年提前到了2015年。

　　不過，對中國而言，核燃料的保障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絲毫緩解。有學者預計，2020年中國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36萬噸，2010-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07萬噸。但國內開采成本低于130美元/千克的鈾礦儲量，目前僅為17.14萬噸，這意味著國內大部分的鈾礦需求將依賴進口。

　　“貧鈾”的中國

　　鈾礦儲量17.14萬噸。這一數據來源于經合組織核能機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在2010年7月正式發布的2009年版鈾紅皮書《2009鈾：資源、產量和需求》。事實上，中國此前沒有任何機構正式公布過相關數據。

　　“紅皮書的準確性是得到大家公認的，但由于鈾礦的勘查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最新發現的一些大礦，并不會那么快就能準確掌握儲量數字，因此紅皮書的數據，肯定是比實際儲量要少。”中國核工業地質局科技處處長簡曉飛如此解釋。

　　多年以來，中國一直被定位為貧鈾國。2009年版的鈾紅皮書數據還顯示，澳大利亞、加拿大、哈薩克斯坦三國共占有全球52%的可開采鈾礦資源，而中國僅占有其中的3%，排在第十位。

　　顯然，與廣大的地域面積相比，3%的儲量并不相稱。“儲量數據一直在變化，幾年前很多人都接受的數據是，中國僅有7萬噸左右的鈾礦儲量。”簡曉飛說，“但現在這一數據擴大了一倍不止，儲量突飛猛進的原因不是特大礦床的發現，而是技術的進步。”

　　簡曉飛介紹，開采費用低于130美元/千克是國際上沿用多年的標準，高于這一成本的鈾礦并非無法開采，只是因為開采難度較高，缺乏商業價值，因而暫不作統計。

　　“隨著中國在鈾礦開采技術的提高，很多鈾礦的開采成本就會降低到130美元以下，也有了開采的價值，所以也被列入了統計。”簡曉飛說，“比如現在逐漸被采用的地浸采礦技術，使鈾礦的邊界品位由0.03%降到0.01%，原來選擇放棄的礦化圍巖，變成了可以利用的礦石，我們的鈾資源量自然就擴大了很多。”

　　盡管如此，中國的天然鈾生產幾年來鮮有增長。2004年，中國生產天然鈾當量為750噸，直到2010年才增加到產量827噸，產能為1350噸，但當年的鈾礦需求就達到了2875噸，缺口在2000噸以上。

　　鈾礦需求缺口巨大

　　中國現有鈾礦的情況并不理想，在全國200余座鈾礦中，大部分為中小型礦床，而全球已知的、儲量規模在500噸以上的582個礦床中我國僅占10余個，并且礦石品位以中低品位居多。目前，僅有江西撫州、新疆伊寧兩地的鈾礦能達到300噸的產能。

　　今年6月，中核集團地礦事業部總工程師張金帶在一個論壇上曾測算，按照我國2020年投運7000萬千瓦、在建3000萬千瓦的規模測算，2020年當年將消耗當量天然鈾1.36萬噸，2010-2020年累計消耗當量天然鈾9.07萬噸。如果按天然鈾產品提前3年供貨考慮，2020年當年需要提供天然鈾1.67萬噸，2010-2020年累計需要提供天然鈾12.65萬噸。

　　張金帶一直主張，中國的鈾礦資源足夠支撐未來的核電發展，全國潛在鈾礦總量應在170萬噸以上，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中期內中國對鈾礦的需求缺口巨大。

　　一般情況下，地質勘探從普查到詳查再到正式提交儲量，需10年左右時間，而此后的礦山建設還需要4年左右時間。

　　“即使在幾年之內國內鈾礦勘查有新的重大發現，也難以在2020年前大規模供應市場，而2016-2018年期間鈾礦累計需求量就將超過我國現有資源量，面對急劇攀升的需求，鈾礦供應嚴重短缺很快就會出現，并且鈾礦對外依存度將迅速上升，導致我國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變化。”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博士閆強分析道。

　　閆強認為，參股或者購入鈾礦出口國的鈾礦山是無法避免的選擇，但這將面臨不少競爭者，而同樣是貧鈾國并且渴望大規模發展核電的印度則將會是主要對手。

　　“鈾礦價格上漲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適度的價格上漲也有好處，鈾礦價格多年來一直低迷，也導致很多鈾礦企業動力不足，從世界范圍來看，鈾礦供需也有很大缺口。”閆強說。

　　2010年，全球鈾礦產量5.3萬噸，僅能滿足總需求的78%左右，剩下的只能通過庫存以及俄羅斯濃縮鈾稀釋產品來解決，未來必須尋找新的天然鈾來源。

　　鈾礦勘探仍有空白

　　最近幾年，鄂爾多斯盆地成為了國內礦業的焦點。在這一地區，發現了國內目前最大的鈾礦床，儲量可達數萬噸。

　　資料顯示，目前伊犁盆地南緣、吐哈盆地西南緣、鄂爾多斯盆地東北部、二連盆地中東部都已經建立了萬噸至數萬噸級鈾資源勘查基地。這些大礦都位于北方。

　　正是基于這些新的發現，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陳炳德不久前表示，我國鈾資源可能達百萬噸級，但勘查工作相對滯后，“潛在總量較大，前景廣闊，勘查程度較低，探明有限”。

　　對此張金帶并不回避，他曾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鈾礦地勘進入了長達15年的歷史低谷，直到“十一五”期間才得以恢復。在2001年前，地質找礦經費一度不到6000萬元，不到最高年份的1/15。

　　15年的低谷使得多年來鮮有大型新礦發現，現有的鈾礦產地大部分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發現。至今仍有360萬平方公里土地屬于鈾礦地勘的空白地區。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核集團專家告訴時代周報，國家當年在發展核電問題上遲遲不下決心，建成大亞灣、秦山兩座電站后多年沒有決定下一步計劃，使得鈾礦的勘探隨之也放慢了下來。

　　“就地質條件來說，中國有著豐富的地質環境，尋找鈾礦應該是很優越的，我們臨近的蒙古、哈薩克斯坦跟中國的邊境地區都發現大量的鈾礦礦床，國內的新疆、內蒙古兩地與之相近的地質環境也很多，將來肯定會有更大的發現。”上述專家說。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在2009年用于鈾勘查的費用是4017萬美元，而哈薩克斯坦則為1.3億美元，中國僅為哈薩克斯坦的1/3。

　　林賀（化名）是包頭一家地質隊的隊員，他向時代周報介紹，1999年地質隊屬地化之后，目前中核集團旗下僅有三個地質大隊，而中廣核則主要從國外買礦，并不在國內找礦。

　　“地方的地質隊當然也能找鈾礦，但是肯定會優先找當地所需要的資源，鈾礦對地方來說價值遠沒有煤礦大。中核的地質隊就沒有這樣的束縛，并且屬地化之后，很多原來不能去探的地方現在都能去了，所以這十年才會有新的發現。”林賀說。

　　由于儲量稀少，鈾礦的品位不高，因此鈾礦往往有大量的伴生礦，而這些伴生礦往往威脅到鈾礦的開采。

　　鄂爾多斯盆地的特大型鈾礦床在發現后，便讓許多核電人士感到焦急，原因是這個鈾礦與煤礦伴生，如果不盡快探明并開礦，煤礦礦權的擁有者并不會等候。

　　“由于煤炭資源開發規模大，建設速度快，這不僅將對鈾礦資源造成很大破壞，也會造成放射性環境污染。”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提案中，中核集團821廠長宋學斌提出，要對鄂爾多斯盆地的鈾礦進行“搶救”。

　　因為鈾礦位于煤礦的上方，為了保護鈾礦開發，中核集團在三年前與兩家大型煤企簽訂開采互不影響協議，在20年（局部地區為10年）內開采完鈾礦，但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尚處于詳查階段，離探明儲量開礦仍需數年時間。

　　“在鄂爾多斯這種地方，到處都是煤，如果不盡快動工，很快就會隨著煤礦開采被破壞掉。”林賀說，“等地方提供水電需要很長時間，搬運機器也要不少時間，所以這幾年下去鉆井勘探都叫“會戰”了，真正能用的時間很少。”

　　按照目前的架構，鄂爾多斯的地質隊在完成鈾礦的勘查之后，需要將鈾礦轉交中核集團的鈾礦企業，而勘查的經費則全靠國家投入。

　　“中核集團是轉企了，我們很快也會完成轉企，但轉企以后怎么運作，實在不知道，既然是企業，那么找礦肯定要有收入，但我們實際上又得靠撥款。如果完全是自負盈虧，這活肯定沒人肯干，投入大量成本之后卻找不到礦，這風險誰來承擔？只能是靠國家了。”林賀說。

　　快堆商業化路途漫長

　　在《“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中，第三代核電技術（AP100）被列為未來首要發展的對象，同時，作為國家863計劃重大項目，第四代核電技術快中子堆（下稱“快堆”）也被列入了示范工程計劃。

　　僅僅在一年前，中國的快堆實驗項目才并網發電，中國成為第五個掌握快堆技術的國家，而在全球范圍內，目前也只有法國的快堆實現商業運營。

　　作為第四代核能系統的發展方向，快堆技術的推廣將消除缺乏核燃料的擔憂。此外，快堆技術可將核燃料的利用率用原來的3%提高到50%-60%，大大減少鈾礦的需求量，緊缺問題有望解決。

　　國際原子能機構曾估計，第四代核電技術推廣之后，核燃料將由原來的鈾235改為蘊藏量更為豐富的鈾238，并且原來使用后的乏燃料（又稱輻照核燃料）也能取出繼續發電，因此地球上儲藏的鈾資源可供使用1000年，而乏燃料儲存所帶來的環保問題也能相應解決。

　　目前，中國僅有13個在運核電機組，產生的乏燃料有限，基本上存于核電站之內。在美國尤卡山地質處置場現存5萬噸乏燃料。乏燃料在數十萬年后才能降到天然鈾的毒性以下。

　　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曾表示，快堆要想商業化，必須具備經濟性和技術上成熟，目前快堆技術在國際上還處于試驗階段，預期2025年-2035年才能進入商用階段。

　　在快堆商業化之前，即20年之內，尋找鈾礦仍是發展核電所帶來最大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