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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中國科技網  作者： 余鍵

   科技專論
  
   近兩年，廣東珠三角地區涌現出一批以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華大基因研究院等為典型代表的新興技術創新機構，其迅猛的發展勢頭、獨特的運行機制和驕人的創新成就，引起了經濟界、科技界的高度關注。我前后隨廣東省委政研室、科技部調研組兩次赴深圳、東莞、廣州等地專題調研，深切地感到這批新型科研機構的崛起，在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探索新的科研體制、推進科技為經濟服務、開拓源頭性創新的新路子等方面，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先行先試的實踐探索

   現代科研創新機構是以市場為導向、以創新為根本、以創業為目標、以創富為動力、以企業化運作為模式，集科技創新與產業化于一體，多元化所有制形式的新興創新機構。這種新型創新機構遵循市場與創新規律，破除束縛創新的陳舊觀念、體制弊端，通過從源頭創新到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的快速轉換，充分釋放出創新活力，成功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其所展現出來的有別于傳統科研機構的獨特的建設模式、運行機制和創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路徑選擇或“樣本”參考。

   在高水平的建設模式方面，一是“民辦官助”模式。這類機構沒有編制、沒有事業費、沒有主管部門，以民辦非企業身份在當地民政部門登記注冊，采用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如光啟研究院以海外一流科技創新團隊為核心組建和管理，廣東省支持4000萬元啟動費，深圳市政府配套4000萬元，并提供5000萬元儀器、設備費，免費提供1萬平方米的研發辦公場所，民營投資入股3000萬元；華大基因研究院從北京遷徙深圳，每年深圳市提供2000萬元經費支持其建設國際一流水平的基因研究機構；華南新藥創制中心是由廣東9家骨干企業各出資1000萬元共同成立的具有一流新藥研發條件和成果轉化服務能力的科技類民辦非企業機構，省科技廳每年穩定支持1億元配套科研經費。

   二是“國有新制”模式。這類機構的建設主體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或者地方政府，其性質也是國有的，但采用全新的管理、激勵和運行機制。如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雖然享受事業編制和事業費，但是事業編制并沒有具體對應到個人，而是統籌使用；東莞華中科大研究院為非營利事業法人單位，沒有編制、沒有事業費，每年通過競爭和科研實力爭取政府科研經費，為企業做技術服務，孵化高成長企業，成為高校技術延伸和產業化重要平臺。  

   三是“企業內設”模式。這類機構通常以企業研究院的形式出現，成為民營科技型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當家作主”的重要抓手，如華為、中興、邁瑞、東陽光等大型企業研究院，這些民營大型企業拿出銷售額的10%用于科技創新，其中華為拿出銷售額的20%近400億元支持科技創新工作。

   科技創新本身是一個極具風險性的探索過程，盡管這三種建設模式不盡相同，但都突出了政府有戰略膽識敢于擔當，企業創新動力日益增強，金融資本積極跟進，共同推進源頭創新和科技成果快速產業化的特征。

   在高效率的運行機制方面，一是管理機制新。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既是企業又不完全像企業，實現目標創新；既是事業單位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實現機制創新；既是研究機構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實現功能創新；既是大學又不完全像大學，實現文化創新。李長春在視察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時指出，“四不像”理論擺脫了政府是投入主體，領導是基本觀眾，得獎是主要目的，倉庫是最終歸宿的模式。雖然在體制上是個“四不像”的怪物，但卻出色地扮演了促成科研成果產業化的“紅娘”，給有創業沖動、想發掘金礦的企業遞上一把高科技的“鐵鍬”。

   二是科研機制新。這些創新機構創新的指向非常明確——市場需求，科研項目通常采用逆向創新、交叉創新的創新方式，充分保障了創新的高效率、高產出。“創新來源于市場導向上，成果體現在企業報表中”，這句話已成為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的座右銘。華大基因研究院堅持以基因組為基礎的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和產業發展的“三發”聯動，以國際競爭和接軌的大科學項目為引領的帶學科、帶產業、帶人才的“三帶”發展機制。

   三是激勵機制新。這些創新機構按照企業化管理方式運作，普遍采用了合同制、匿薪制、動態考核、末位淘汰等管理制度。同時，在人員聘用和晉升上，不以年齡論資格，不以學位資歷論英雄，大膽任用具有創新膽識和創新能力的年輕人，激發其創新意識和創業雄心。在華大基因研究院，21歲的大三學生金鑫，2011年在《自然》雜志上發表關于藏族和漢族基因差異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轟動。調研中我問金鑫同學在華大基因研究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說華大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能干自己感興趣的工作。為了共同的興趣目標，一群年輕人在華大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生活，實現自己的夢想。

   這些新型科研機構，正是以全新的管理機制、科研機制以及激勵機制，開拓了科技與產業化結合的新途徑。

   在先進性的創新方式方面，一是政產學研資相結合。這些創新機構充分利用政產學研合作創新機制，依靠政府引導，面向產業發展，背靠創新資源，引入金融資本，建立了“政策+創新+產業基金+VC、PE、風險投資”的新機制，為科技成果的快速產業化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科技“兩張皮”的問題。

   二是創新創業創富相統一。創新是根本，創業是目標，創富是動力。論文、專利等不再是創新機構績效評價的唯一指標，催生新興產業、創造社會財富更是創新團隊追求的最大成就。如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創建15年來，逐漸發展成科技成果的孵化基地，資產近百億，成功孵化出600多家高科技企業，成為實至名歸的“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搖籃”。

   三是研究—開發—產業化同步推進。這些創新機構普遍建立了融合“應用研究—技術開發—產業化應用—企業孵化”于一體的科技創新鏈條，同步研發、交叉融合開發的模式貫穿在機構的整個創新管理工作中。

   改革“深水區”中的深層次困難

   調研中發現，新興創新機構作為新生事物，目前在創新體系中還沒有準確的定位，加上現有認識和政策的局限，其發展中難免遭遇一些問題與困難，概況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難以享受采購儀器設備免稅的政策優惠。這些創新機構大多注冊為民營非企業，無法享受國有科研機構進口科教儀器設備及實驗用品免征進口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的政策優惠。深圳市政府破格為華大、光啟兩家研究院戴上“事業單位”的帽子，但這種“被事業化”的做法，已經影響到機構靈活的運行機制和股權激勵政策。現行政策規定內外資研發機構采購國產設備可全額退還增值稅，卻把民營和外資公益類（非企業類）科研機構排除在外。

   二是承擔政府科研項目受限制。一方面，由于民營非企業的身份，在競爭各級政府科研項目時，不能享受科研機構優惠政策，也不太容易申請到國家科技項目。另一方面，這類創新機構普遍沒有事業費，政府科研項目限定研究經費用于人力資源費用的比例過低，難以體現這類創新機構中人才在源頭創新的核心作用，機構也不能根據市場需求自行調整項目研究方向和目標。

   三是引才和留才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按照現有政策，畢業于國內高校的海外高層次人員，在人才引進時難以認定為海外人才，無法享受應有的政策優惠。為吸引、留住持國外綠卡或外籍身份的海外專家安心在華工作，機構需要通過海外公司代為購買海外社保，以解決這些專家的后顧之憂。

   四是直接融資較難。由于這些創新機構大都是“民辦非企”性質，充當“天使”的民間資本、創業資本、風險投資觀望居多，投資謹慎。部分機構只能通過內設產業投資基金或部門來進行產業投資，但資金規模遠不能滿足其爆炸式成長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當前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尚不成熟，依靠技術成果從傳統金融渠道融資的通道還不夠順暢。

   關于應對策略的些許思考

   當前，廣東已進入產業轉型升級攻堅期、經濟結構調整加速期和科技創新活躍期，依靠科技創新培育新的增長點，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已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必須站在戰略高度，勇于破除一切束縛創新的陳舊觀念、體制弊端和過時規定，及早謀劃，做好頂層設計和政策扶持，超前部署創新機構的建設發展。

   一是研究出臺扶持新興源頭技術創新機構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以廣東省委、省政府名義研究出臺《關于促進新興技術創新機構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新興技術創新機構在創新體系中的定位和重要作用，制定扶持新興技術創新機構發展的一攬子政策措施，鼓勵境內外組織、企業、高校及個人以多種形式創辦這類機構。

   二是加強廣東區域創新體系特別是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為促進新興技術創新機構的發展，建議廣東進一步加強區域創新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和戰略布局，利用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國務院賦予“特區中的特區”的政策優勢，積極推進源頭技術創新高地建設，大力促進廣州南沙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示范基地，加快現代服務業和高技術服務業的發展，為新興技術創新機構的健康發展提供全面、專業的服務支撐。

   三是建議從國家層面組織修訂相關政策條文。為有效解決新興技術創新機構發展所面臨的瓶頸問題，建議從國家層面組織有關部門研究修訂各類政策中對新型研究機構的“歧視”條文，尤其是在進口設備免稅優惠、政府科研項目承擔、海外人才引進、創業板上市融資條件等與科研機構有關的優惠政策，盡快消除或減少創新機構發展上的政策障礙。（余鍵 作者系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