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
你能想象嗎？當代“世界工廠”的代表，來到昔日“世界工廠”，宣講自己產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廠”的一位前市長，也毫不隱諱地公開承認自己使用對方的產品？
但這就是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發生的事：中國中央電視臺組織的“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四海論道”活動，首站選擇了英國首都倫敦，演說題目是“相信中國制造”。
眾所周知，英國在其工業革命時期，曾經是“世界工廠”，而中國則是當代的“世界工廠”。
低端、低質、低價？
11月3日，位于倫敦金融城的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的小禮堂里坐滿了聽眾。這場奇特的中國商使全球巡講活動，把首場“論道”的地點選在了這所全球著名的商學院，兩個主講人物，一個是商人：2006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和當年的中國首富、中國無錫尚德太陽能有限公司總裁施正榮；一個是學者：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活動的主任評委、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我注意到，講臺上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國制造”六個中文大字下面，英語譯文版本與中文略有不同，是“TELL YOU THE TRUTH ABOUT MADE IN CHINA”，如果再翻譯成中文，就變成了“告訴你中國制造的真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中國制造的產品往往與低端、低質、低價聯系在一起，這也許要歸咎于我的中國商界朋友：他們賣的產品太便宜了”。施正榮演說中的這句話引起臺下英國聽眾一陣會心的、但略帶尷尬的笑聲。
其實，“中國制造”最近一段時間之所以在西方引起這么大的關注和擔憂，并不主要因為價格太具有競爭力，而是某些中國制造的產品未能達到相應的質量標準和安全要求。
林毅夫后來說的一句話也引起了聽眾的笑聲，但這一次大概是如釋重負的笑聲：“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制造的產品常常與低端、低質、低價聯系在一起，但后來，日本制造與高端、高質、高價掛上了鉤；七十年代，香港、臺灣、韓國制造的產品也與低端、低質、低價聯系在一起，但后來他們的產品擺脫了這種聯系；如今，這種聯系又甩給了中國大陸制造的產品。我希望，未來的中國制造，也能夠像日本、港臺、韓國的產品一樣，與高端、高質掛上鉤，但最好不要與低價脫鉤。”
演講結束后是四人座談：中方是林毅夫與中國駐英大使館政治處參贊劉為民，英方是英中貿易協會主席、倫敦金融城前市長白樂威（David Brewer）和英國諾丁漢大學講師薩瑟蘭（Dylan Sutherland），他們就“中國制造”的安全和質量展開辯論，然后回答聽眾的提問。
主持人、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姚樹潔教授首先向白樂威問了一個問題：“你在使用中國制造的產品嗎？”
白樂威的回答頗為坦率，又不乏幽默：“我在家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微波爐，我在辦公室里使用中國制造的復印機，就連我女兒穿的服裝，也有許多是中國制造的。一位來英國訪問的中國商業代表團的女成員曾經向我抱怨說，她曾用一個下午在倫敦購物，想買點兒英國特產送給國內的親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卻都是中國制造。”
臺下一位聽眾提問說，西方媒體對各類公司的產品質量有著充分的報道、評論和監督，而中國媒體卻缺乏這樣的監督機制，中國擔心海外媒體對“中國制造”的負面報道可能對中國出口造成的影響，但為什么不去充分發揮自己國內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以提高中國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呢？
中國駐英大使館政治處參贊劉為民回答這位聽眾的提問時，邀請他去中國時看看中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稱中國媒體對企業的產品質量、對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確實也在發揮著監督作用。
不一樣的中國制造？
但是，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并不完全取決于中國是否能夠對外出口更多優質低價的低端產品，而更多地取決于中國能否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否成功地實現產業升級。
林毅夫在演說中預測，未來幾十年，中國每年平均的GDP增長率可能維持在9%左右，這樣，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就有可能達到那時美國水平的20%，但這一切都要取決于中國產業的技術升級。
施正榮則在演說中樂觀地說，“中國制造”正在邁向新時代，“中國制造”已經有不一樣的含義。“在新能源、節能環保、互聯網、電子商務等領域，中國人有能力，而且事實也證明，中國人不會做的比外國人差。”
施正榮是個商人，但他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他年僅44歲，操一口流利的、略帶澳洲口音的英語，他是地道的科技學者型商人，他有博士學位，他在澳大利亞學習、生活了14年，他本人的創業經歷，就是他上述那番話的形象寫照：他2001年海歸，回國創辦了一家太陽能電力公司；6年后，他的公司銷售收入超過100億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業第二；兩年前公司在美國上市后，如今成為全球光伏業內市值最高的企業；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合潮入流”：年輕、富裕、做慈善、節能、環保、可持續發展……
施正榮希望，他們這一代中國新型企業家，能夠向世界展現一種“不一樣的中國制造”。
其實，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更需要的是像施正榮這樣的儒商和像林毅夫這樣的學者，更需要的是新型的人才。
這大概就是中國中央電視臺自2000年以來每年評選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初衷吧。
而“老世界工廠”英國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新世界工廠”中國借鑒。在全球各國中，英國第一個開始工業革命，經濟上奇跡般崛起，成為19世紀的“世界工廠”。1851年，當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在倫敦水晶宮舉行時，英國人是多么的風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英國逐漸在全球經濟賽跑中落后，眼巴巴看著美、德、日等國一個一個地超過自己，眼巴巴地看著自己曾經領先的領域一個一個地被競爭對手奪走，此時的英國人又是多么的傷感，多么的落魄……
而中國的這種先領跑、后落伍的進程開始得更早，兩個位置之間的落差更大，中國精英們的心理失落感也更強。與英國不同的是，中國如今迎頭趕上，成了新的“世界工廠”，據說還有可能在本世紀的某個時段超過美國……
難道這就是為什么這次CCTV的“四海論道”活動把首站選在“老世界工廠”英國的原因？
讀了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蘭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國富國窮》，我對中國近代的衰落和現代的崛起又有了一個新的視角：最初領先、后來衰落的國家并非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至少在蘭德斯的筆下，就有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國。
蘭德斯引用的一個數據，說明了為什么英國的制造業后來被日本所超越。1950年至1987年，英國制造業勞動生產力的平均年增長率是2.8%，而日本是8.0%。“長期來看，這種差距將意味著什么呢？”蘭德斯自問自答：“2.8%的年增長率意味著，100年后該國的勞動生產力將會增加16倍，而8.0%的增長率則意味著，一個世紀后該國的勞動生產力將增長2200倍。”
當然，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不同于體育競賽中的長跑短跑，它是一場沒有終點、因而也沒有最終冠軍的無休無止的較量，而在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更是如此。當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國在經濟上沒有希望、甚至將被開除“球籍”的時候，中國卻在新世紀突然躋身于幾位遙遙領先的經濟大國之列，以至于某些不久前還在預言中國崩潰的西方學者如今又突然高談起什么“中國世紀”來；當大多數人都被日本那似乎不可阻擋的效率而折服、認為日本超越美國指日可待之時，日本卻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經濟“陽萎”，至今尚未緩過勁來……
也許因為《國富國窮》這本書寫于上個世紀末，那時中國的崛起之勢尚不清晰（當然，中外學者對中國新世紀開始以來的經濟表現是否屬于真正的崛起，看法仍然莫衷一是），書中僅僅談了中國近代的衰落和其它一些在貧富競賽的長跑中一度領先的國家后來的落后，而沒有談及任何國家衰而復興的例子，至少他筆下的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國，似乎至今沒有顯出重新領跑的跡象。這就使中國經濟先衰后興的過程更像一出史無前例、但正在人們眼前上演的華麗大戲，令當代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記者、政客乃至普通人著迷，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
然而，中國只有認真借鑒其它大國興衰的經驗教訓，真正實現林毅夫所說的產業技術升級，才能把中國經濟的崛起之勢變為崛起之實。
（作者電子郵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書《所謂中產》最近由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