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攝影記者/王曉東
2月4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正式宣布，任命中國學者林毅夫為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成為第一位出任該職位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
佐利克在當天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林毅夫是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是經濟發展領域尤其是農業方面的專家，他的到職將會給世行帶來“一套獨特的技能和經驗”。佐利克還表示，他期待在非洲發展、南南合作以及農產品和能源價格等諸多領域與林毅夫進行密切合作。
世界銀行中國執行董事鄒加怡指出，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批準對林毅夫的任命，說明世行本身的變化和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變化，反映出世界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認可，以及對中國發展理念、發展經驗的認同。
鄒加怡同時認為，這一任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體現出佐利克在世界銀行發展與管理上的全新思路。
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2月5日，林毅夫在他北京大學的辦公室中，接受了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媒體聯合訪問，這也是他在世界銀行職務任命正式公布后首次接受媒體采訪。
將梳理發展中國家發展和轉型的經驗教訓
《第一財經日報》：你在世界銀行的職位是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你將負責世界銀行的哪些工作，什么時間到任以及任期多久？
林毅夫：到世界銀行以后，我將負責世界銀行的理論和政策研究，資料收集、分析、項目評估、經濟預測等領域，另外還將負責世界銀行的出版物，比如《世界發展報告》、《世界經濟預測》等。
由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課程安排，2008年春我的課程已經安排出去，因此我將在2008年5月結束這里的課程之后到任世界銀行，并度過一個4年的任期。
聯合訪問：你是第一位發展中國家學者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你的感想是什么？
林毅夫：對于這項任命我感到非常榮幸，原來也沒有預想到這項任命。過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職務，都是由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經濟學者出任。這次由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出任該職，是打破了世界銀行的傳統。
這樣一項打破傳統的任命，也代表著世界銀行在新任行長佐利克的領導下，對于世界銀行怎樣扮演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解決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中的角色，有一些新的戰略思路。
我很榮幸，能夠在世界銀行進行戰略性調整時到世界銀行工作，把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經驗和思考帶到世界銀行。
聯合訪問：任職世界銀行之后，你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林毅夫：世界銀行是國際發展的機構，利用貸款項目幫助發展中國家做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發展等。與一般的金融機構不一樣，世界銀行不只是提供資金，還帶來知識。
我作為世界銀行負責發展經濟學、負責研究的經濟學家，最主要的就是要在知識創造上作出成績，對世界銀行要達到的減貧扶貧目標、改善發展中國家狀況，以及在貸款項目上作出貢獻，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尤其是作為一位從發展中國家來的首席經濟學家，我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將發展中國家改革、轉型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做比較好的梳理，與世界銀行內部以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進行溝通。讓這些知識能夠結合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對發展中國家有所幫助，同時也讓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給世行的發展經濟學提供更多的經驗支持。
推動世行與中國的合作
《第一財經日報》：2007年12月佐利克在訪問中國時提出，世界銀行與中國的關系定位上，中國不再只是世界銀行的援助國，而是世界銀行的重要合作伙伴。你怎么看世界銀行與中國的關系，世界銀行今后會在哪些領域尋求與中國的合作？
林毅夫：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一方面資金相對短缺，另一方面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對市場經濟運行的了解也相對有限，因此早期世界銀行在資金和知識上對中國提供幫助。
經過中國自身的努力，加上包括世行在內的一些援助，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經濟成功轉型，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從資金的角度來說，中國目前資金已經相當充裕，從某種角度上來講中國擁有了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條件。在知識和經驗上，中國發展和轉型的經驗也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
因此，中國目前到了一個階段，就是一方面需要國際上的幫助，一方面也對國際提供幫助，而這正和世界銀行的職能相符合，因此中國將會成為世界銀行重要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世界銀行要實現的很多目標、要解決的問題，也需要中國的努力。比如，世界銀行要解決的貧困問題。中國在減貧問題上作出了突出成績，貧困人口減少了2億多，但仍然有2000多萬貧困人口，尤其是如果把貧困人口的每天標準從1美元提高到2美元的話，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會有上升，因此在減貧問題上，世界銀行還需要中國的努力，中國在這方面的成功也將是對世界的一個很大貢獻。
另外，在環境等問題也需要中國的積極參與。
《第一財經日報》：佐利克在宣布任命時，提到你所具有的兩點優勢，一是有助于世界銀行與中國的合作，一是你在農村發展領域的經驗豐富，可帶給世界銀行這方面的知識。你可否簡單總結一下在農村發展領域的探索。
林毅夫：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都在農村，而且是以農業為生。農業經濟在農民、生產等領域的限制條件是什么，機遇是什么，在理論上我有較好的把握。留學歸國以后，我最早研究的領域就是中國的農村問題，中國農村過去30年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理論的準備和經驗的積累上，我對一般農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了解的，當然把這種了解變成其他國家的經驗，必須結合各國的情況，設計好的項目和政策。
因此，我希望在世行期間，能夠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南亞、拉美等的農村狀況做更多了解，與當地的政府和經濟學家溝通，對這些地區的農村發展提供幫助。
中國最值得推廣的是“務實主義”
《第一財經日報》：關于中國經驗輸出，你可否再總結一下中國發展經驗？
林毅夫：我認為并不是中國經驗的“輸出”，而是一個交流、相互學習的過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別國的發展經驗有些原則性的東西可能對自身發展思路有幫助，但還是要根據自己的國情來做。
就中國經驗來講，中國最值得推廣和借鑒的就是“務實主義”，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通過一種漸進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現代的市場經濟。轉型經濟體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怎樣過渡到目標，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重要的經驗。
漸進式的前進需要看清楚現實條件，把握好機遇，需要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個層面克服困難，找到有效的措施解決問題。向前推進之后，又出現新的問題，就再根據當時的條件提出新的解決方案，一步一步邁向成功的彼岸。這是一種非常務實、實事求是的發展方式。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的發展經驗是值得世界參考的，國際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這一點。
另外，我想強調的是，任何國家問題的解決都要靠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其他機構其他國家所能提供的幫助不能越俎代庖，世界銀行也不能代替他們進行決策。
《第一財經日報》：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你認為中國今后的改革發展之路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林毅夫：中國是轉型中的經濟體，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7%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國際化、全球化的程度在提高，并成為發展中經濟體里最為開放的經濟體。
中國要往建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明顯的。在未來，中國需要解決好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城鄉差距、社會發展、環境問題、國際國內收支不平衡等也需要解決。
次貸危機惡化程度仍未達成共識
《第一財經日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聯動式暴跌，一些人士因此提出要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在1月底召開的達沃斯論壇上，國際清算銀行總裁就提出，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支離破碎，需要有一個全球性的金融體系。你怎么看全球的金融監管？世界銀行是國際上最為重要的金融機構之一，世界銀行可以在全球金融監管中發揮什么作用？
林毅夫：制度的產生通常是被誘發出來的，有問題需要解決的時候就會誘發新的制度產生。
目前，全球化、全球金融化對國際監管機構提出了要求，在現有體制下，或是在一個新的制度安排下，全球金融監管的問題被提出了。只是全球金融監管的問題解決最后以什么方式實現，目前在理論上國際間還必須取得共識，進行更充分的醞釀。
世界銀行是一個致力于實現全球發展的機構，不是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世界銀行將是一個知識性的機構。我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將推動世界銀行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作出貢獻。
聯合訪問：在美國次貸危機的陰影之下，目前世界經濟前景撲朔迷離。你怎么看世界經濟的發展前景？
林毅夫：首先，目前次貸危機的惡化程度將有多深，各方還沒有一個共識，這會造成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希望經過各國央行、金融機構的共同努力，將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傷害降到最低。
對全球經濟而言，2008年可能是一個挑戰之年。各國政府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這將使得這次全球經濟周期不會變成類似1929年一樣的大蕭條。我相信世界經濟在經過一個短暫的調整之后，會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繼續發展。
世界銀行要從次貸危機中深入了解，為什么會產生危機？有什么經驗教訓？我想金融創新對金融發展是必要的，這個導向是沒有錯的，但是對一個新的金融創新可能帶來的影響，希望通過此次次貸危機，能夠在事實真相以及理論研究上下工夫，以避免類似的危機再次發生。
聯合訪問：在美國次貸危機惡化、全球金融市場大幅震蕩之后，美聯儲接連進行了大幅度降息。降息也招來了很多批評，比如有人認為這將導致更大的泡沫。你怎么看美聯儲的降息行為？
林毅夫：任何政策出來總是有不同的意見。我相信重要的是，作出一個最好判斷，果斷地采取政策措施，猶疑不決可能是最不好的政策。
對于美聯儲的連續大幅減息政策，必須首先相信伯南克所領導的美聯儲在作出這個決策時是深思熟慮的，效果怎么樣我們得等過一段時間才能判斷。也許他的政策是對的，把問題緩解了，讓次貸造成的傷害是最小的，也許美聯儲下的藥是猛了一點，也許甚至下的藥強度還不夠。（徐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