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吳曉波 財經作家、《大敗局Ⅰ-Ⅱ》作者
嘉賓：
別 濤 國家環保總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華威廉?拜耳中國區總經理
王永利 朗盛大中華區總裁
王志樂 商務部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楊 壯 北大國際MBA美方院長
只有有了承擔全球責任、做全球公司的理念，中國企業才可以說走向了成熟。
吳曉波：大家知道2008年中國會迎來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這30年來的發展，我們的企業取得了驕人成績，同時跟人的成長一樣，肢體看起來長得很大了，但在很多內在的方面可能仍然有缺陷，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一個關于成長的話題。企業成年，該擔負怎樣的成年責任？
華威廉：我在中國已經22年了，我看到經濟發展特別好，但是環境的發展越來越差。中國政府、企業也都在考慮這些問題。經濟發展需要環保，社會發展也需要。我們總是說我們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掙錢，不賺錢就沒有公司了。可是經濟發展了，社會環保也要考慮。我是外國人，但也有中國的想法，和中國和諧社會的想法是比較一致的。
拜耳是德國公司，在國內已經有100多年歷史，有化工、醫藥、農藥、塑料(13945,75.00,0.54%,吧)等多方面業務，都和社會責任項目放在一起做，比如：農藥業務就跟小額貸款在一起做；醫藥業務和公共衛生也是連起來做。特別有一個艾滋病的項目和清華大學合作了3年，進行公共衛生方面的基礎培訓，讓大家了解艾滋病，了解艾滋病在中國的情況，教育老百姓預防。
王永利：朗盛是2004年從拜耳分拆出來的，拜耳繼續專注于生命科學業務，朗盛更關注化工業務。分拆出來以后，我們繼續秉承責任與關懷的理念。
朗盛是ASM(亞洲國際化學品制造商協會)中的核心成員，這個協會成立的宗旨并不是推廣這些成員公司的產品，而是推廣責任關懷，它希望整個化工行業能夠跟我們周圍的社區，跟當地的經濟一起和諧成長。于丹教授講過，什么叫仁者，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責任理念要傳達的是同樣一個理念，就是推己及人。傳統上，大家覺得化工是有高污染、高危險性的行業，其實我們用很先進的技術進行管理之后，可以把污染排放降到最低，實現可循環經濟，同時在生產安全方面，把發生事故的幾率降到最低。一方面我們經濟要發展，同時不能因噎廢食，需要一個平衡的發展。
別濤：我很贊成這次會議的主題，中國企業邁向成人的時候如何提升企業的責任意識。
企業的環保責任，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個是法律意義上的，一個是道德意義上的。前者是法律規定企業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二個層次，就是法律沒有明確要求，企業家基于自己的良好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覺悟做的。我們在中國土地上的企業，根據我的印象是大企業的環保意識比中小企業要好，中型企業比小企業好，外國公司環保責任意識比本土企業好。我就舉一個例子，過去這幾年我接待很多外國公司，包括：通用電氣、通用汽車、寶潔，當它們收購我們轉制后的國有企業時，會主動找到國家環保總局政策法規司，詢問過去公有企業留下的化學設施、地下水污染方面應該由誰解決？如果沒有規定的話，企業過去造成的環境責任該誰來承擔？這在法律上是一個空白，但提出這個問題，證明它們有這個意識來關注企業管理風險，首先考慮到了潛在的環境風險，我是很欣賞的。
王志樂：從我們調查的情況看，跟別司長講的一致。我想講兩點：一是跨國公司最新的發展趨勢。從我們研究中心的調查看，從1992年全球市場出現后，十幾年里全球的跨國公司做過重大調整，首先是戰略調整，在全球打造產業鏈，實施全球戰略；第二，它們的管理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建立了全球的網絡式管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個調整，就是理念文化的調整，它們現在強調的是多元文化，而且要承擔全球的責任。過去跨國公司搞投資，如果環境污染嚴重，在本國不能做，它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現在則是在全球都注重承擔責任。這樣的變化導致這些跨國公司全球吸納整合資源的能力大大加強，因為它講責任，所以軟競爭力加強，容易被各個國家接納。
這對中國企業帶來什么影響呢？實際上這意味著全球的競爭規則改變了。過去市場競爭是你死我活，現在則要講責任，包括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都有。
但這幾年，從我調查和媒體發表的很多企業的觀點看，大家面對全球公司的進入和挑戰，想的不是把自己也變成全球公司，按照全球公司的高標準去參與全球競爭，而是要求保護，而且強調民族企業。一些企業眼界不夠寬，這時它制定的戰略是低層次的，甚至是偏離了主流的，我覺得是倒退的現象。
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現在中國企業離成年還相當遠。1980年代我們曾引進了國外的硬件、產品，是硬件提升；1993年以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第二次提升。但是現在還缺一個提升，就是理念、文化的提升，只有有了承擔全球責任、做全球公司的理念，中國公司才可以說走向了成熟。
楊?壯：現在中國企業感覺特別興奮的是中國很多企業進入了股票市場，在世界10家市值最大的企業中，前幾天還是4家，現在是5家。這是因為人民幣不斷地升值。從表面上看，中國已經進入國際化，但是我接著王總的話，中國要真正進入國際化還有一段時間，一個泱泱大國最強的還是背后的精神、理念和文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我認為是國際化的一個標志。
那什么是真正的國際化？我想從三個層面講，第一個要思維國際化。在思維方面，有沒有意識到企業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應該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全國、全世界落后的群體提供一個便利的條件？應該在整個戰略決策中把社會責任考慮到企業發展中。
第二是行為國際化，我們很多企業家做得很好，但是行為舉止，特別是走到國外以后，是不是反映出一個泱泱大國的形態？我認為還沒有。我的學生都是大大的企業家，我帶他們到國外，在聽其他企業家講話的時候，他們鼾聲大睡。企業要成為真正的社會責任者，首先在行為舉止方面也應當有要求，要有自己的透明度，有自己的公司治理體系，對員工有一種比較人文主義的管理風格。
第三是戰略規劃模式方面國際化。我們的企業是在殘酷的競爭中起來的，我們知道的是價格戰、紅海戰略，是你死我活，但是我們不太知道聯合、合作，我們不太懂得今天的一舉一動是為了明天更大的勝利。
吳曉波：從學者和官員的角度來看，都認為我們的本土企業現在在社會責任、環保意識這些方面跟跨國公司的距離差得比較遠；專家們也認為我們中國公司在未來要有很大的發展，必須要國際化。那么，是不是給我們企業支支招，看看我們大的宏觀環境，在責任方面未來要走哪些道路？
華威廉：其實中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也一直都做，可是它們的想法一般是把公益工作和業務工作分開，認為賺錢做生意是一部分，有錢可以做公益工作。尤其一些比較小的公司，它們的想法就是公益工作要花錢，跟我的收益沒有關系，我先賺錢，以后可以做公益工作。其實社會責任不是公益工作，不是廣告，不是公共關系，而是一個公司考慮生意怎么做，要跟公益工作連起來。包括環保，包括社會關愛。
王永利：剛才王志樂教授講了一個很好的概念，就是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時候，要整合全球的資源，其實它已經深深融入到本地社會。比如：我們在中國的發展，我們并不僅僅把中國看作一個生產基地，或者是一個產品的市場，而是發展的一個空間。我們在中國建立了很多研發基地，推動了很多文化上的發展。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公司要競爭，要整合全球的資源，它既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司，但是在本地發展的時候，又是一個本土的公司。所以，它要跟本土的經濟一起成長，要保護并為本土的環境做出貢獻。
楊壯：我想我們企業中有些人已經是現在的佼佼者。通過接觸，我知道在我們大企業中一些高管的思維，跟10年前完全不同。比如：國航的李家祥最近寫了一本書叫《大道相通》。他國際化的東西不是很深，但是他決策的過程中認真研究了中國的整個戰略布局和中國的經濟特征，同時認真把握了國際市場的脈搏和競爭規律。
現在這些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很值得中國企業認真研究思考，我們只要認真研究思考，把思想、理念、行為舉止、文化層次提到一個高度之后，就不僅僅有我們在市場上的市值，還有在表層現象背后的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理念。
我之所以說這點，跟這幾年我們帶著北大國際MBA的學生到海外看很有關系，我們看3個國家：日本、韓國和印度。它們都是我們的鄰國，你去接觸他們的企業家上層，會發現他在行為、思維、理念、文化，乃至在其他方面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比如：印度的塔塔、韓國三星、日本的豐田和本田。再看我們初到海外的中國企業，缺什么呢？我們不缺資金、不缺人，但是我們的思維理念，我們的文化模式、視角、視野，戰略化思維很欠缺。從這個含義上講，我很同意王主任的講話，我們的企業沒有成熟，包括聯想、海爾，我們也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但是我們正在學習。我相信，10年、20年之后，中國企業會變得越來越好。
別濤：現在看，即使中國最好的公司和跨國公司比，差距還是存在的。我跟德國企業交流的時候，我問如果超額排放污染物怎么辦？他們感到很奇怪，說標準是有法律約束的指標義務，超過標準是要進監獄的，要有高額的罰款。但是，我們本土企業，違法的是普遍，自覺守法是少數。法律意義上的企業環保責任自覺履行尚且不足，道德意義上的社會責任則更需要加強。《人民日報》報道過，在東莞有個號稱亞洲最大的印染企業，每天排放幾萬噸污水，每噸水處理費用是一塊錢，它每天可以省幾萬塊錢，我們罰款就是十萬塊錢，它兩天就可以排出去了。2006年還有一個很大的企業叫做富士通，我們媒體說它勞工保護不夠，這個企業很策略，它控告這個報社記者和編輯，請求法院凍結他個人財產，索賠3000萬，而我們的法院居然受理，這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約束和監督機制的牽制。今年6月浙江有一個飯店業協會，他們說我們不要采購某一個造紙企業的紙，因為它生產過程中是破壞天然林的，這其實沒有任何問題，這個協會是自覺的法律意識，是環保的行為。但是這個企業很強大，有跨國背景，它控告飯店業協會，這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的忠告是：如果沒有社會責任，企業是沒有良好的社會聲譽的。現在消費者選擇產品的時候是有這個意識的，我買冰箱是多花錢買沒有氟利昂的冰箱。如何提高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法律意義上的和道德意義上的社會責任，我個人認為一方面企業家需要自我修煉，企業是要有文化的。另外，我們要完善立法，加重企業的責任。上海有一個企業，偷排污染物的管子居然是和工廠主體工程一起建設的，都在地下，我們去檢查是找不到的，要用探雷器一樣的東西才能找到。所以，我們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要引入高額罰款，引入拘留。還有一個公平的執法，如果對很壞的企業不能公正嚴格執法的話，對守法的企業是不公平的，有投機取巧的人會動搖我們的信念。另外我們要社會的監督，要便利社會公眾和媒體，特別是環保的NGO(民間組織)，要允許他們監督這些不履行環保責任的行為。
(本文根據第16屆中外管理官產學懇談會論壇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