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中國科學報 作者： 郭勉愈
克里斯•塔齊巴納在2011年12月9日出版的《科學》上發表文章《聚焦中國：大國家，大科學》。
文章認為，中國是一片生機盎然的科學熱土，它擁有一批年輕的科學研究精英，和一個關注科研投入與科技發展的政府。海外留學人員逐漸感受到，最好的就業機會在祖國。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海歸人才踏上國內科研崗位，關于國內科研經費與科研成果評價體系的討論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科研質量的質疑。
文章指出，年輕的中國科學家主要面臨以下挑戰：科研經費的提供往往取決于“關系”而不是課題的創新性；國內的科研評價體系苛求他們培養更多的博士，發表更多的論文，這可能導致研究質量下降等。
圍繞上述問題，本報記者對文章作者進行了訪談。
人物介紹
克里斯•塔齊巴納，分子生物學博士，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等學校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現在主要從事與科學相關的報道，是《科學》雜志的簽約撰稿人。
■本報記者 郭勉愈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您為什么會對中國的科研狀況感興趣？
克里斯：我曾經到過中國。2008年我在丹麥工作時，遇到了一些中國的留學生和學者。通過和他們的交談，我對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產生了興趣。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您認為中國的年青科學家面臨三個問題，其中之一是，研究經費分配體制過多傾向于“關系”而非創新和理念。您可否對此進一步解釋，并介紹美國的研究經費分配體制？
克里斯：我文章里關于中國研究經費分配體制的評論主要是基于我對饒毅和施一公的采訪。他們認為，中國研究經費的分配過于注重人際關系，那些有權決定經費流向的人早就知道他們手中的錢將要給予哪些申請人。這樣的情況對于小額資金也許不是什么大問題，但是對于大額度的研究經費來說，應該有公平透明的競爭。我采訪了一些人，他們中的一些愿意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上，例如英國諾丁漢大學的曹聰，還有一些人要求匿名，但是他們都表示，不喜歡中國目前研究經費分配制度的運行方式。
相對而言，美國的這一制度是非常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請研究經費。當然，如果你和得到廣泛認可的大學或研究機構沒有聯系，申請將十分困難。對于政府合同，如果你和知名企業或非政府組織沒有關系，申請也將十分困難。但是，從理論上講，任何人都可以申請。要想申請成功，你必須使評審委員會的委員相信，你有非常好的想法，有足夠的資歷和能力來實現這個想法，而且你的項目會給你的研究領域帶來新的東西，推進這一領域的進步。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實際上就是了解你的領域的另一些科學家。所以，你的申請必須清楚地說明，誰將實施這一項目，項目實施者具體將做些什么，項目資金將有何種用途，這一項目的新意在哪里。如果申請者不知道哪些人會構成評審委員會，他也不會抱怨。這的確是個小問題，但是它也意味著，從理論上講任何申請都有可能獲得通過。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您剛才提到，研究經費的申請是由委員會評審的，那么這些評委會里的科學家和美國政府有關系嗎？
克里斯：沒有。他們通常是得到美國政府研究資助的科學家，但他們是獨立的。如果申請人和評委會里的某些委員是同屬一個大學或機構的，那么這些委員將不會參與申請的評估。但是評委會是比較復雜的，不同的評委有不同的思想和重點關心的對象，所以申請人的申請報告必須具有說服力。這并不意味著評委們要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你必須使他們信服，你有非常好的想法，有能力實施它。我相信這使得評審過程比較公開。你可以從網上查到，哪些人將構成評審委員會，他們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發表了那些論著，以及評審的標準等等。所以，評審是非常透明的。而且，評審之后，你也會得到反饋，告訴你為什么你的申請獲得通過或未獲通過。這是一個公開透明的過程。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美國政府在研究經費配置中發揮什么作用？
克里斯：美國政府在各個科學領域都提供大量資金。例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生物醫學和衛生學方面提供很多研究經費。同時，美國也有很多私人機構提供研究經費。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您的文章里提到，中國的高等教育急于培養大量的博士生，但是博士教育的質量卻不一定能得到保證。您能進一步解釋這一點嗎？
克里斯：我不認為研究生教育項目應當有一定的時長。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但是這些不同的制度都可以得到好的效果。我在丹麥工作過，他們的體制也是碩士三年，博士三至四年，博士和碩士也通常是彼此獨立的。從我和諾丁漢大學曹聰的交談，我得知，中國研究生教育更大的問題在于質量，而不是學制的長短。
我認為，博士生的導師本人必須受過高質量的博士教育，尤其在以下方面：如何計劃一個學術研究項目，如何實施該項目，如何評估該項目，如何撰寫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以及如何把自己接受的高質量教育傳授給學生。而且，讀博士并不僅僅意味著在實驗室里度過幾年時光，它也意味著要評估學生的學習質量和工作質量。換言之，也就是他們在什么樣的程度上已經準備好成為獨立的研究者。我認為，從這些方面可以評價一個國家博士教育的質量。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你在文章中認為博士后工作經歷對于博士生成長為獨立研究者是必要的？
克里斯：我很高興你提出了這個問題。在我為寫作這篇文章作訪談時，也有人提到這個問題。他告訴我，每年中國都有大批博士生畢業，但是他們很難得到成為獨立學術研究者或工業研究者所需要的額外訓練。我認為，在獲得博士學位和成為大學教授或高級工業研究者之間，獲取附加的經歷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也就是，你雖然有一定獨立性，但是仍然有一個導師或指導者。通過做博士后或在工業界工作來獲取此種經歷，是我所希望鼓勵博士畢業生們去追求的一件事。我也希望每個國家的科研、教育和工業機構開發并提供這種機會的項目。
《中國科學報•思想周刊》：對于中國年輕科學家面臨的挑戰，您有什么建議？
克里斯：中國正在對年輕科學家們面臨的這種挑戰作出回應。正如大家預想的那樣，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百家爭鳴的大國，解決方案將來自許多部門，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我希望看到，政府和科學界坐到一起，討論科研的體制——什么樣的制度和做法有利于科研的發展，什么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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