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提高生產力水平為目標，科技成果轉化是把科研前期投入轉變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鍵環節。1996年，我國頒布《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其后又相繼制定出臺了《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若干規定》和《關于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等，以激勵廣大科技人員促進科技成果轉化。10多年來，科技成果轉化已成為描述科技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語匯。
在網上以“科技成果轉化”為關鍵詞搜索，“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絕對的高頻詞，這也成為國人心中的痛。
我國在科技成果轉化中到底面臨什么樣的問題？怎樣才能進一步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近日，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接受了科技日報專訪，就怎樣認識和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困擾科技成果轉化的主因有哪些
科技日報：近些年來，科技成果轉化始終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王元：先看兩個數據。近3年來中央財政每年投入增長20%以上。2009年，全社會用于研發經費的支出達到5800多億元，其中企業投入占74%以上。在近些年我國科技投入逐步增長的背景下，怎樣讓科技成果快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必然會受到全社會的關注，這是十分正常的，也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科技日報：有人提出，科技成果轉化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已經困擾了我國很久。您認為造成這種困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元：這個問題不僅是我國也是各國都在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從我國社會經濟總體框架下來分析科技成果轉化難的問題，我認為可能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還遠未發生根本性轉變，為追求短期的GDP增長，依然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產業規模的擴張，這在很大程度上擠出了對創新的需求。
其次，大學追求的是對最新知識的吸收、創造和傳播，這同現階段我國產業發展所需的適用性技術有一定差異。同時，在產學研結合的過程中，以應用開發為導向的科研院所并沒有和以現代知識創造為主的大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就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三方而言，知識的創造、技術和開發以及商業化的應用，三者之間的相互脫節制約了科技成果的轉化。
第三，我國在科技計劃的部署上，過去比較偏重于單項技術的攻關和研發組織，但實際上應更多地考慮按照產業鏈整體要求和工程化的方式來組織技術的集成化應用開發。
第四，我國科研評價體系存在弊端，導致我國科研活動存在過度功利化的傾向。過多地強調即期的經濟效益和成果產出，使大學和研究院所整天圍著項目轉，疲于應付各種課題申請和檢查考核，缺乏主導探索性研究的能力和在持續積累基礎之上的連續性創新。
第五，我國支持創新的投融資機制還存在缺陷，特別是中小企業創新活動前期的投入，成長期的融資，擴張期的信貸投資環節的缺陷，暴露出我國在創新鏈、資金鏈和商業鏈的結合上還存在著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使得科研成果很難轉化為有商業價值的技術。
最后，科研成果轉化缺乏中間性的中介服務組織。雖然我國科技中介服務組織很多，但專業服務水平特別是能夠為創業者和中小企業成長提供融資方案、商業方案和管理團隊支持的中介服務機構還很少。
科技日報：科技創新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您卻認為當前經濟發展方式對科技創新有擠出效應？
王元：舉個例子。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未來發展的重點，在國家的戰略導向下，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在各地紛紛上馬。在這些新能源產業建設過程中，為盡快吸引投資和形成產能，一些地方大量采購國外設備和零部件。實際上，中國的太陽能、風能等在“九五”、“十五”時期就已經儲備了很多技術成果。各地追逐GDP的增長，導致對本國原有技術成果的拋棄。這種現象并不是新能源領域所獨有，在其他領域也普遍存在。
科技成果轉化率并不僅是一個統計問題
科技日報：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創新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但是在很多專家看來，科技與經濟融合度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此您怎么看？
王元：我們應當認識到，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解決“經濟和科技兩張皮”的問題一直是我國科技改革的主旋律。我在參與科技部的工作討論中，強烈地感覺到科技部門一直在深入地研究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問題，無論是在政策設計、決策意識，還是在管理措施上，都努力探索解決問題的思路。
從體制上講，推動科研院所企業化轉制改革，充分發揮其在產業技術創新中的骨干作用。從機制上講，強化產學研結合，推動大學、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向企業轉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85%的科技支撐計劃，60%的863計劃都是由企業來承擔。不僅如此，在政策上，我國出臺了《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法》。在投資上，更加強調財政投資的杠桿作用，調動全社會資金推動科技創新。
當然，在看到這些進展的同時，也絕對不能回避和無視我國在科技成果轉化中依然存在著體制、機制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不斷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解決。
科技日報：據報道，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大約在25%左右，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80%的轉化率差距甚遠。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致使前期研發投入成為沉沒成本而付之東流。
王元：在各種“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數據中，比較常見的是我國成果轉化率低于15%和低于25%的兩種說法。應當說，這些提法只是對我國成果轉化程度高與低的一個經驗性的判斷。
事實上，科技成果轉化并不是一個統計問題，科技成果轉化率也不是一個可統計的指標。其一，科技成果有不同形態，如專利、論文、技術，它們的價值量也不同，很難評估。其二，科技成果轉化所指的是一次轉化還是多次轉化，是個數還是價值量？如果是指多次轉化，那么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不但不能說低，相反卻很高。如果指一次轉化，那么也要從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用來分析。一是財富效應，也就是科技成果轉化所取得的經濟價值。二是知識的積累。如果沒有積累，沒有對各種可能的技術機會進行嘗試，我國也奠定不了當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積累既有可能帶我們指向正確的方向，也有可能讓我們面臨失敗。三是培養出研發團隊。這三方面都有極大的擴散效應。因此，我不主張用轉化率這個指標來簡單地評價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
科技成果轉化不能僅以經濟效益為指標進行衡量，還需要從社會效益的角度進行評估。應當看到，我國社會經濟之所以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越來越多的產業部門之所以能夠參與國際競爭，這和整個科技界的努力和貢獻是分不開的。
科技日報：我國各個地方都把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當作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對科技成果轉化率的評價中，他們似乎更看重其財富效應。
王元：科技成果轉化要用多重指標來加以解釋和分析，僅用單一指標來評價是無法得出客觀結論的。以專利為例，我國發明專利近年來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很多人認為我國的發明專利含金量不高，甚至稱之為垃圾專利。就專利本身而言，既有決定產業發展的核心技術的專利，也有為了保護核心技術專利而申請的專利，還有很多是為了設置專利池而申請的專利，所以說評價專利水平的高低是非常復雜的一件事。從本質上講，發明專利是一種投資品，專利申請人愿意拿出注冊費和維護費爭取專利授權，根本原因是他認為這個專利是有價值的。發明專利的產出是發明者的一種投資行為，簡單地把我國專利稱之為垃圾，這種說法對發明者是非常不公的。
怎樣進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轉化率
科技日報：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還存在很多問題。那么，我國應從哪些方面著手深化改革，進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轉化率？
王元：我認為，應從五方面著手深化改革，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第一，堅持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問題。舉國體制是把各種優勢力量通過利益紐帶組合成實現國家目標的一種動員和組織機制，它不能完全等同于行政體制。無論是天河一號、高速鐵路，還是探月工程，他們的成功都與我國的舉國體制有很大關系。與過去不同，現在參與舉國體制研發過程中的大量的主體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因此要在國家目標引導下，通過更好的契約方式、利益分配方式和激勵機制來構建舉國體制。
第二，要提高我國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持力度，使大學和研究院所有足夠的能力來主導自己的研究方向，持續積累，并在持續積累基礎上探索新的科學問題和技術方向。
第三，要加強成果轉化服務組織的建設，提高生產力促進中心和企業孵化器等研發服務組織的專業化能力。
第四，要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投融資問題。在保持財政科技投入的同時，更多地發揮財政投資的杠桿作用和為全社會奠定科學技術支持基礎的作用。要積極創新融資產品和發展各類投融資機構，推動我國風險投資公司更多地向前端投資，創造一種良好的政策環境，讓資本尋找技術，而不是技術尋找資本。
第五，政策設計要為創新發動和刺激市場需求。過去，我國更多地強調了政策的供給，主要用增加投入，減免稅收等方法。事實上，在創新過程中，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為市場的不同主體提供明確和持續的市場信號，這會極大地調動起市場的力量。
科技日報：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我國許多科技企業長不大，成為“小老頭”。是什么因素制約了這些企業的持續壯大？
王元：一個科技成果向商業轉化，不僅需要技術本身具有商業價值，更重要的是要有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而這種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將科技成果的商業價值轉化為企業成長的路線，包括資產組合、商業方案和管理團隊的建立等。硅谷95%的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都有新的管理團隊注入，并不是由技術發明人直接管理企業。
目前，我國有1700多個生產力促進中心，有700多個企業孵化器。但是，不少生產力促進中心已經成為機關的衍生品，企業孵化器越來越局限到物業管理公司的業務范疇。要讓這些科技成果轉化的服務組織朝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使他們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切實的技術服務、商業解決方案，為中小企業的擴大提供投融資的支持，為中小企業的商業化找到投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