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長期而艱巨的戰略任務
我國在產業結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一產不穩、二產不強、三產不足；各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在第一產業發展中，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投入不夠，農業基礎設施薄弱，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靠天吃飯的問題；經營單位規模小，經營分散，現代化農牧業比重小、水平低；在工業發展中，某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高耗能產業發展過多、過快，傳統產業技術水平低、戰略性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慢；第三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現代服務業比重低，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地區產業結構存在趨同現象。產業組織結構還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的現象仍然嚴重。
產業結構存在的這些問題在經濟發展方式方面凸顯了出來。我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低，占40%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只提供了10%的國內生產總值。工業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競爭力弱，產品附加值不高，缺乏知名品牌；多數企業過度依靠工人的低收入，能源、原材料的低價格，環境保護的低投入獲得利潤；資源消耗高、浪費大、環境破環和污染嚴重。在經濟增長動力上，過度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從長期看，這種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
但也必須看到，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存在許多“兩難”選擇。比如，經濟增長速度與效益、就業的關系。由于當前我國是一種粗放型經濟，只有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企業才能獲得高額的利潤，國家才能有高增長的財稅收入，就業難的問題才能得到緩解。2008年至2009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這本是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的好時機，但為了不使經濟增長速度回落過多、過快，我們又不得不出臺一些措施去保增長、保速度，使一些本應破產的企業又活了過來，也使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更趨惡化。如何既能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又能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兩難”選擇。
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上，我們也面臨“兩難”選擇。很顯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比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更具優勢。但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為了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需要，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增強國際競爭力，我們又必須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促進產業升級。
擴大內需和增加出口、發展重化工業和節能減排、發揮地區優勢和區域協調發展等問題，我們也面臨“兩難”選擇。它們增加了我們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難度，決定了這項戰略任務的長期性、復雜性。
熊掌與魚難以兼得。在處理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短期高速發展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時，我們需要統一思想、排除困難，下決心犧牲一些短期發展和利益，來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考慮的主要因素
第一，正確分析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結構是發展變化的，它和經濟發展階段密切聯系，并與之相適應。如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問題，根據工業化的規律和歷史經驗，在不同的工業化階段，一、二、三產業的比重是不斷變化的。在農業經濟時代，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比重較大。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向工業流動，一產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比重逐步降低，二產的比重逐步增加，直至占主體地位。全面實現工業化后，生產要素加速向三產流動，三產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增加并逐步取代二產的主體地位。
我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農業的比重會進一步降低，第二產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有很大潛力。只有了解這種發展規律和正確認識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才能提出切合實際的具體目標。
又比如工業內部的結構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工業化程度低，日用工業品十分短缺，當時調整產業結構的最重要任務就是調整輕重工業結構。經過努力，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43%上升到1985年的47.4%，之后的十多年，輕重工業的比重分別在50%左右波動，基本保持了協調發展的態勢。到上世紀末，由于消費升級和基礎工業的發展，我國的工業結構出現了較為明顯的重化工業發展趨勢，重工業的比重比改革開放前還要高。這雖然有我國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的影響，但絕不意味著當前這種輕重工業的比重就是完全合理的，比如高耗能工業發展快，出口高速增長等都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要充分考慮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因素。整體上看，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但各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據我們研究，全國有7個省、直轄市已實現了工業化或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有1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發展階段；有13個省、自治區還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各地所處的工業化階段不同，對產業結構的要求也不同，面臨的任務也有所區別。對于已經實現工業化和處于工業化發展后期階段的地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對于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的地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加快工業化的進程。因此，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一樣，也有一個梯度轉移的過程。而且有少數地區并不一定非要經過工業化的全過程，如海南、西藏等。總之，產業結構的調整不能搞一刀切，各地應實行共同而有區別的政策。
此外，還要考慮各地區資源稟賦的特點，發揮各自優勢，形成各自的產業特點。在全國和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一級，要強調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對于省級以下地區，則要強調發揮自身優勢，突出特色產業發展，以減少區域產業結構趨同問題。
第三，要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面看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但仔細研究，它與全球經濟結構失衡也有很大關系。危機發生后，各國都在反思自己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并著手進行調整，我們也必須評估這種調整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積極應對新的變化。
第四，必須密切關注世界技術發展的新動向，特別要關注新技術革命的進展和戰略性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還比較低，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任務也很重。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不僅會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改變生產方式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必然引起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都更寄希望于科技進步，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以搶占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先機和優勢。對此，我們也必須高度重視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高度重視基本科學的重大進展。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既要依靠政府政策，更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政府的政策對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很重要的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保持各種主要關系的協調，使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創造適宜的宏觀環境。二是通過財政政策引導新興產業、弱勢產業的發展，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淘汰落后生產力，鼓勵技術創新和開發新產品，增強市場競爭力。三是通過稅收政策的調整，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采用新技術、新工藝。四是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政策，促進企業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促使企業節約資源、能源和保護環境，等等。
但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經濟方式的轉變最終還要靠市場的力量，既要靠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來推動，也要靠市場的最終反映來檢驗。政府的政策只能是因勢利導，加大其助推力。為此，我們必須深化改革，完善有利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預算制度、稅收制度、投資體制、國有企業的改革，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有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才能在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下，順利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才能鞏固調整、轉變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