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著作《哲學的目光——我的思想人生》。書的封面上題了兩句話：與哲學為伴，與思想同行；樂于每日學習，志在終生探索。書的扉頁，寫了這樣一個“題記”：我常常在房間里踱步——被思想激動得不能安坐；我常常在窗臺前眺望——以思想窺見澄澈的天光；我常常在書桌上疾書——讓思想在筆端自由地流淌。
這幾句話，大概就是我對“做哲學”的體悟吧！
從1966年高中畢業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近12年里，我當過知青，做過裝卸工、貨運員、電影放映員，但始終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在進入大學學習的機會終于到來時，我報考了吉林大學哲學專業，從此踏上了哲學之路。
記得大三的時候，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哲學習作《試論黑格爾〈邏輯學〉開端概念》送給高清海先生。令我吃驚的是，高清海在這篇習作上，寫下了密密麻麻的批語。認同處，他畫上了重重的浪線，標注“有思想”“有見地”；不以為然處，他畫上了重重的橫線，讓我“再想一想”“是否如此”。高清海的鼓勵增強了我的學術自信，1986年，我考取了高清海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9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我把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定位為“論辯證法的批判本性”，直接源于人們經常引證的馬克思關于“辯證法的本質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論斷。
對于這個論斷，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是：辯證法為什么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從辯證法的批判本質出發，應當怎樣重新理解辯證法？具體言之，辯證法的批判對象是什么？辯證法的批判本質與哲學的“基本問題”是何關系？怎樣從“發展學說”的視野去理解辯證法的批判本質？怎樣從辯證法的批判本質去理解哲學的“反思”的思維方式……正是在這種跟自己“較勁兒”的頑強追問中，恩格斯關于“理論思維”的論述讓我豁然開朗。
恩格斯說：“我們的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服從于同樣的規律，因而兩者在自己的結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統治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它是我們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由恩格斯的這個論斷出發，我形成并提出了探索辯證法理論的新的思路：辯證法之所以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就在于它是對恩格斯所說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的自覺反思，就在于這種自覺反思直接指向的是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
在對“辯證法的批判本性”的頑強追問中，我有兩方面的重要收獲。
首先是對“做學問”的體悟，這就是學術論文必須有明確的“靶子”（為何要寫）、鮮活的“靈魂”（要寫什么）和豐滿的“血肉”（寫出什么）。沒有明確的“靶子”，就是無的放矢，讓人不知所云；沒有鮮活的“靈魂”，就是文字堆砌，讓人味同嚼蠟；沒有豐滿的“血肉”，就是面目猙獰，讓人望而卻步。只有在思想上跟自己較勁兒，頑強地向自己追問，才有可能形成和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才能對自己的學術觀點作出合乎邏輯的論證。
其次是初步形成了自己對哲學的理解，這就是“對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學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它是對“思維和存在關系問題”的反思，是對人類構成思想的諸種前提的“前提批判”，并在對人類把握世界的各種基本方式——常識、宗教、藝術、科學的前提批判中，啟迪、激發和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永遠敞開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間，促進人類的觀念變革、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工藝改進和藝術創新，從而推進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哲學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創新的智慧、變革的智慧。這是我對哲學的理解。
從對哲學的這種理解出發，我自1995年起為吉林大學哲學專業開設了“哲學通論”這門新課，并于1998年出版了以“追問哲學”為主旨的《哲學通論》。
講授和寫作哲學通論，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一是當代中國的哲學研究，二是當代世界的哲學思潮。改革開放以來，在哲學教科書改革和“中、西、馬”對話中，引發出一個無法回避的根本性問題：究竟怎樣理解哲學？為什么“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如何闡釋“中、西、馬”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在《哲學通論》中，我以“追問哲學”為主線，比較系統地探索了“哲學的自我理解”“哲學的思維方式”“哲學的生活基礎”“哲學的主要問題”“哲學的派別沖突”“哲學的歷史演進”以及“哲學的修養與創造”，并對自己提出的“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哲學觀作出這樣的闡釋：哲學，它不是抽象的名詞、枯燥的條文和現成的結論，而是人類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維度、理想性的創造的維度；它要激發而不是抑制人們的想象力、創造力和批判力，它要沖擊而不是強化人類思維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進而不是遏制人們的主體意識、反思態度和創造精神；塑造新的生命意義，引領新的時代精神，創造新的人類文明，這是哲學在人類的全部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意義之所在。
在《哲學通論》出版后的近20年里，我一直堅守對哲學的追問，深入展開“思想的前提批判”，并在201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哲學：思想的前提批判》一書。在我看來，對思想的前提批判，并不是遠離現實的玄思和遐想，而是對時代精神的反思和塑造。我把哲學的工作方式概括為“時代精神主題化、現實存在間距化、流行觀念陌生化、基本理念概念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流行觀念陌生化”，也就是具體地展開對思想的前提批判。
塑造和引導時代精神，首先必然是對自己時代的批判性反思。哲學的批判，是以“清理地基”的方式進行的，是以“對自明性的分析”實現的，也就是以“流行觀念陌生化”的方式實現的。把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陌生化”，特別是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哲學觀念“陌生化”，從而實現對各種流行觀念、特別是流行的哲學觀念的批判性反思，這是哲學的基本的工作方式。
關于哲學，恩格斯說，它就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對于“理論思維”的重大意義，恩格斯還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從2020年起，我為吉林大學開設的“理論思維講習班”連續5年講授“學術研究的理論思維”。按照我的理解，“理論思維”就是用理論把握現實、引領實踐、推進文明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力量。它是照亮學術研究的“普照光”。學術研究的理論思維，集中體現為捕捉、發現和提出問題的理論洞察力，總結、凝練和升華問題的理論概括力，激活、重組和創新問題的理論想象力，分析、闡釋和論證問題的理論思辨力，拓展、深化和解決問題的理論思想力。自覺提升理論思維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思辨力和思想力，才能堅持“問題導向”的學術研究，不斷在學術研究中“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和“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賦予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命題新的思想內涵、時代內涵和文明內涵，實現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推進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