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活水，也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必然要求。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一組數據受到科研人員強烈關注：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五年增長1倍、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從2.1%提高到2.5%以上、基礎研究占全社會研發投入比例連續四年超過6%……這些數字背后，展現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蓬勃發展的勢頭，也體現了筑牢創新“基石”的國家意志。
除經費上的“加碼”外，很多科研人員對科技體制機制改革帶來的一系列環境“紅利”也深有感觸。接下來，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怎么走，還要打破哪些藩籬？
“科技體制機制的自立自強”
“盡管與發達國家12%~18%的比例相比還有不小差距，但我國的基礎研究經費較過去已經有了大幅增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蔡榮根對《中國科學報》說。
與此同時，2022年我國研發人員總量雖然超過600萬人年，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但在蔡榮根看來，黨和國家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既說明科技創新非常重要，也說明其還無法滿足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他表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關鍵在于“科技體制機制的自立自強”。
例如，“錢”的使用要改。
“在（全國政協）科學技術界委員小組座談會上，大家都呼吁基礎研究需要長期、穩定的支持。”蔡榮根說，當前我國經費分配競爭過多、穩定支持比例較小。這就導致科研人員無法聚焦一些核心關鍵問題。
基礎研究支持要重平臺、重機構，而非重個人。蔡榮根表示，經費支持重個人容易造成過度競爭，導致人心浮躁，破壞潛心、靜心鉆研的氛圍。
與此同時，科研機構由于基礎經費不足，不得不從項目中拿出部分經費支付“人頭費”。“由機構調配經費，才能給予科研人員穩定的環境。研究機構最清楚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及其研究方向，應賦予其充分自主權。”蔡榮根認為，做純基礎研究科研機構的穩定經費比例至少應占80%。
不過，蔡榮根表示，目前我國在逐步改進科研人員薪酬制度，比如有的科研單位對于優秀科研人員實施固定年薪制，推動薪資與每年的項目爭取、科研成果“脫鉤”。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永官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建議，要避免多頭立項，把科研資金統籌管理好，讓科研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從容學習、思考和合作，而非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在經費爭取和項目開題、結題等程序性工作上。
“近年來，我國科技體制的改革是及時、有效的，有力促進了基礎研究不斷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朱永官說，總體上看，這些改革創造了更寬松的科研環境，讓科研人員能把更多時間和精力用于潛心研究。
他建議，未來應進一步營造風清氣正和開放平等的創新文化氛圍，從根本上治理“帽子”滿天飛的現象，把“帽子”轉化成實實在在的科研項目，讓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地開展研究，促進高品質科研的發展。
用“系統思維”鑄牢科研創新鏈
朱永官長期從事環境土壤學研究。在他看來，生態環境研究是一門以問題為導向、主要屬于應用基礎研究范疇的學科。
不過，這一領域同樣離不開“純基礎研究”。例如，圍繞生態環境演變機制與效應，需要在界面過程、作用機制和模型模擬等方面開展大量的基礎研究，特別是基于多學科交叉的基礎研究。同時，在生態修復和污染控制領域需要針對理論、方法和手段等開展更多原始創新，從而研發更多顛覆性技術。
那么，如何才能下好基礎研究的“先手棋”？
朱永官表示：“盡管基礎研究看似處于科研創新鏈的起始端，但我們必須要有系統思維，務必從科技創新的全鏈條和各要素的整體出發，構建具有韌性的創新生態系統。”
他表示，這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有長期穩定支持，特別是在儀器設備和獨特科研平臺等科研基礎設施的研發和構建方面。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焦念志受訪時也認為，扎實的理論基礎研究是服務國家需求、引領國際前沿的“地基”。
2018年，焦念志解釋了海洋中“微型生物碳泵（MCP）”的儲碳理論，被《科學》評論為“巨大碳庫的幕后推手”。在此理論基礎上，去年6月，由他牽頭的海洋負排放國際大科學計劃（ONCE），成為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行動計劃和聯合國十年倡議計劃框架中的國際大科學計劃。
如今，該計劃已吸引了33個國家的78個團隊參與，成為科技支撐國家戰略與國際合作的典型事例。
“如果沒有自己的創新性理論，別人是不會跟著你跑的。”焦念志表示，只有把基礎理論“地基”打牢，才能在此基礎上建“大廈”——建立方法、形成規范，甚至是國際標準，從而讓整個國家從中受益。
需求導向與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
在大科學時代的當下，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如何處理好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之間的關系？這是很多科研人員關心的問題。
蔡榮根認為，這兩者都是基礎研究領域重要的研究范式，“必須兩條腿走路，不可偏頗”，需要在基礎研究中進行分類評價、分類支持。
歷史上，如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的研究，其目的非常明確——尋找希格斯粒子，這是目標導向、有組織的基礎研究。而像一些數學猜想和難題等，則是純粹好奇甚至探索性研究，不可預估其未來的目標。
蔡榮根認為，自由探索往往處在創新鏈的前端或頂端，如數論最初被認為是“數字的游戲”，但如今已成為密碼學等諸多領域的基礎。如果沒有原理性突破，后續可能就沒有供給的源頭。
但也有代表委員擔心如果放開自由探索，可能會造成渾水摸魚、浪費經費的情況。一位不愿具名的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直言：“一方面科研人員擔心頻繁的短時間考評不利于靜心做研究，另一方面科學研究也可能失敗。如果不用考評機制，就很容易出現一些亂象。比如，花了幾年經費但什么也沒做出來，那該怎么辦？”
該委員坦言，要杜絕此類現象，需要建立新的評價標準。
對此，蔡榮根表示，遵從基礎科學研究規律，管理部門要相信科學家。他說，除了不斷增加支持力度外，相關部門也要不斷完善體制機制，釋放科研人員的創新活力。只要環境好了，科研人員努力了，成果自然“水到渠成”。
在朱永官看來，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相輔相成，可以實現“辯證統一”。
“在戰略層面，目標導向可以為自由探索指明大方向。”他說，“科研人員可以依據自身的興趣和特長分析大目標下的具體科學問題，提出獨到的科學假設和研究路徑，最終實現原始創新。”
以“釘釘子精神”強化學風建設
面對新一輪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蘭州大學校長嚴純華建議，著力構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貫通聯動格局，加速重大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涌現，服務支撐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高等教育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理應承擔起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責任。”嚴純華說。
他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加強基礎研究，有組織推進具有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和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促進產生更多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成果。
嚴純華還建議重視青年人才隊伍建設，讓他們在挑大梁、擔重任、當主角的過程中，逐漸成長為戰略型科學家。同時，持續優化人才工作體制機制改革，充分激發各類人才的創新潛能，并將其轉化為科技創新的活力和動力。
“要以釘釘子精神強化人才科研作風學風建設，用中國特色創新生態教育人才、感召人才、培養人才，引導人才傳承弘揚科學家精神，坐住、坐穩‘冷板凳’，切實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貢獻力量。”嚴純華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