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魏源送記得，1992年，他在大連讀研究生時，1平方米進口水處理中空纖維超濾膜的價格是400美元（約2800元），當時“頂多用一兩根膜絲就了不起了”。
2000年后，隨著國產超濾膜技術的發展與大規模生產，1平方米中空纖維超濾膜的價格降到100多元。
現在，中國膜技術在城市污水領域應用專利申請量居全球首位，我國也成為利用超濾膜處理城市污水最多的國家之一。由于先進性，相關技術在世界上有著大規模的應用。
“從膜技術的進步可以看出科技支撐對社會經濟環境發展的重要性。”從事水污染控制研究的魏源送對《中國科學報》說。
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推動下，中國科學家不斷譜寫科技成果轉化“多重奏”，推動高質量科技成果加速涌現，一大批科技成果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技引擎”應如何發力？《中國科學報》采訪了多位科技界的代表委員。
政策加市場，推進產業體系現代化
在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金屬研究所研究員孫東明看來，在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今天，著力解決我國產業發展中重大科技的“難點”“堵點”，打通科技創新產業鏈“最后一公里”，是關乎科技成果真正落地、做大做強產業鏈以及倒逼創新鏈增強的關鍵所在。
孫東明長期從事新型半導體器件研究。他堅持從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出發，解決國家控溫器件領域的“卡脖子”技術難題。
“我國5G光模塊中的制冷器件從材料到集成技術大量依賴進口，產業鏈上存在較大風險。”孫東明告訴《中國科學報》。
針對這一問題，孫東明帶領團隊進行了多年關鍵科學技術攻關，使“高性能微型半導體制冷芯片技術”這一科技成果以作價入股方式轉化，實現了微型制冷器件的國產化，廣泛應用于高功率芯片、車載激光雷達、探測器面陣和生物醫療等領域。2022年，高性能單級、多級微型熱電制冷器件首次在太空進行了在軌驗證。
“科技支撐高質量發展需要國家支持，也要尊重市場規則。”孫東明說，與航天、軍工等領域訂單式的科研與產業對接不同，通信、交通等領域的技術研發幾乎完全依賴市場。一方面，科研成果必須到市場上去“鍛煉”，不斷迭代和升級技術，提高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產業發展也需要國家的支持，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比如，我國面板產業近年來屹立于國際市場前沿便是一個成功事例。
他建議，工信部等相關部門進一步針對行業領域中的“卡脖子”技術進行研判，分類指導、有計劃布局和加速推進關鍵核心技術國產化自主可控進程，實現創新鏈、產業鏈、市場鏈的“最后一公里”跨越。
提高創新鏈效能，引領新興產業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量子信息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郭國平20年前是中國量子計算研究領域“吃螃蟹的人”——他和團隊最早在國內開展量子計算研發和應用推廣，探索如何造出中國的量子計算機。
2009年，他們用近十年時間在國內實現了經典的量子霍爾效應，掌握了半導體納米器件極低溫、極弱信號測量技術，為量子芯片和量子計算的后續研制打下了重要的技術基礎。
2017年，為造出中國人自己的量子計算機軟硬件，他們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量子計算公司——本源量子。
2020年，他們研發的“悟源”24比特超導量子計算機交付用戶，成為可實際使用的中國第一臺量子計算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具備量子計算機整機交付能力的國家。
“大國要有大算力。”郭國平說，量子計算因其強大算力已成為國際科技競爭的“新賽道”，將引領新一批產業成長發展。
在這一新賽道上，如何提高自主競爭力？在郭國平看來，這需要在技術和商業上“兩條腿走路”。“沒有技術上的突破，就沒有競爭力；不跟用戶在一起，就是閉門造車，無法做出對用戶真正有用的產品。”他說。
據介紹，為推進量子計算應用落地，本源量子團隊已經與建信金科、平安銀行、中國移動等金融、移動通信領域企業建立合作并研發推廣相關應用。
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要瞄準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此背景下，郭國平建議，打好量子計算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由政府牽頭，提供相關協作制度保障，構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的發展模式，建立完整的量子計算應用生態體系，促進量子計算產業鏈、創新鏈與應用需求深度融合。
此外，他建議，強化量子計算機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責任，激發市場活力。同時，依托國家重大工程實現核心技術突破，鼓勵使用國產首臺套設備，引導國產量子計算機更快進入我國經濟體系。
多措并舉，守好青山碧水這抹“底色”
魏源送從事水污染控制研究與應用多年，研究范圍涉及水污染控制關鍵技術，河流、湖泊及流域的治理恢復，以及國際水環境治理等。
“水是生命之源，從科技支撐角度說，水與環境是高質量發展的一抹底色。”魏源送說，無論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統籌城鄉區域發展，還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都涉及水的問題。
在他看來，加快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策支撐和科技支撐同樣關鍵。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三者相輔相成。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就要推進共性的“打底技術”研發，如智能檢測技術、環境監管技術，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率和質量。
同時，他認為，推動相關技術成果轉化落地，還需要進一步在體制機制上推進產學研用協同，如在一些重點科技研發項目中倡導研發機構和公司示范合作。此外，在宏觀層面上，仍需進一步深化生態環境部門與其他部門之間的協同以及區域協同，打破“條塊分割”的治理模式。
培養拔尖人才，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
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總書記的話為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校長王焰新院士對《中國科學報》說。
在王焰新看來，高校是創新第一動力、人才第一資源和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交會點”。一方面，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造就一大批能夠擔當時代重任的拔尖創新人才；另一方面，要發揮好基礎研究主力軍作用，努力成為原始創新的策源地，讓科技創新“關鍵變量”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增量”。
如何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融合發展呢？
“我國教育是能夠培養出大師的。”王焰新表示，通過建立人才隊伍、科學研究、平臺建設、高層次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交流“五位一體”的科技人才貫通培養機制，持續在“高精尖缺”和“卡脖子”技術人才培養上發力，就能滿足國家戰略和產業發展的需求。
同時，他認為，高校要積極與其他創新主體互聯互通，促進人才鏈、創新鏈、學科鏈、產業鏈“四鏈”深度融合，尤其要充分發揮高校的學科專業優勢，聚焦高精尖產業創新“堵點”“難點”和“痛點”，精準布局創新鏈。
“通過企業出題、政府立題、高校答題，圍繞共性關鍵技術和‘卡脖子’技術開展協同攻關和成果轉移轉化，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王焰新說。
此外，他認為要用好科技評價的“指揮棒”，摒棄以論文數量為主要指標的評價機制，探索多種評價方式相結合，推行代表性成果評價、探索長周期評價、完善同行評價等，以更好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創造性。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