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馬克思指出：“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循著作為“時代聲音”的“問題”開展理論研究的實踐，對于我們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推進學術理論創新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
1843年，當德國哲學家們還沉浸于批判德國的宗教所取得的成果時，馬克思就敏銳意識到德國的“問題”已經發生改變。馬克思指出，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已經基本結束，而隨著“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如何“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主要“問題”。馬克思認為，基于這種“問題”的改變，哲學家們的批判活動也應該做出相應改變，即“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改變是“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因而，它對于哲學家們而言不是可有可無的和無足輕重的。換言之，開展“對塵世的批判”，“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已經成為“時代的聲音”。這一“時代的聲音”成了馬克思后來從事理論研究的根本指引。
在開展“對塵世的批判”中，馬克思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哲學”與“改變世界”的關系。在哲學觀上，馬克思一開始深受以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國哲學家們的影響，然而他很快意識到這些“哲學家們”關于世界的不同“解釋”，無助于世界的“改變”，這促使他開始全面清算自己以往的哲學信仰。就哲學性質來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施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就他們沒有離開哲學這塊土地來說，都是黑格爾哲學的分支。”馬克思在哲學觀上的轉變與對這種性質的哲學的反思、批判密不可分。《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的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清晰認識到，青年黑格爾哲學的核心在于抱有一種天真幼稚的空想，即認為“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進而認為只要改變人們的觀念，就能相應改變世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正確把握“哲學”與“改變世界”的關系，必須實現“歷史觀”的轉變，從強調“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和“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的唯心主義歷史觀，轉變到強調“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和“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在這個意義上，唯物史觀的創立是依循問題導向開展理論活動的結果。
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資本論》正是如此。恩格斯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可以說，如何把握“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個時代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把握好這個問題，不但能夠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看清其發展趨勢，而且能夠揭示無產階級自我異化的根源，找到消除這種自我異化的途徑。換言之，馬克思要想開展“對塵世的批判”、探索“此岸世界的真理”，必須把握“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訴諸政治經濟學。然而，不但這一問題最初并沒有進入馬克思的視野，政治經濟學也不是馬克思一開始的主攻方向。馬克思這樣回憶，他在大學期間的專業雖然是法律，但最喜歡研究的是哲學和歷史。在《萊茵報》當編輯期間，他“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這成了促使他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后來的理論工作使馬克思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無論是關于法的關系的研究，還是關于市民社會的解剖，都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全面理解把握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并由此得到“剩余價值”等一系列重要發現。可以說，正是為了把握和闡釋這個重大問題，才促成了《資本論》的創作。恩格斯在《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中指出，《資本論》的偉大在于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問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可見，一項理論成就的大小，與它能否合理解答一個時代的重大問題息息相關。
二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我們要把握時代脈搏，把準重大問題，將問題導向貫穿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和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全過程。為此，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將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作為學術理論研究的著力點、著重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立足中國現實，植根中國大地，反對脫離中國實際的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
其次，善于抓住和闡釋那些具有必然性的問題。在我國改革發展實踐中，會遇到很多問題，有些問題的出現具有偶然性，這些問題當然需要研究和解決，但相比之下，更應重視那些具有必然性的問題。恩格斯指出，“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于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即“必然性”意味著“現實性”。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具有必然性的問題，之所以應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因為它們具有真正的現實性。例如，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之所以是《資本論》所要研究的問題，就在于馬克思看到勞動和資本的對立是一種具有必然性和現實性的對立。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也就是說，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上升到“勞動和資本的對立”時，這種對立才具有必然性和現實性，才成為一種必須加以認真對待和研究的問題。
最后，著力研究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而言，由于那些具有必然性、現實性的問題往往也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問題，因此，堅持問題導向，要求我們著力研究這樣的重大問題，并在對這些重大問題的研究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