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走進技術時代。信息技術產業和生物技術產業幾乎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的事實，充分顯示了我們進入技術時代的深度。為了應對技術時代的迅猛來臨，我們迫切需要有足夠的思想儲備與文化資源。正因為此，作為對技術進行批判性反思的新興學科，技術哲學越來越引起學界和讀書界的關注。
但是目前我們還幾乎無書可讀。大部分技術哲學的專業文獻尚未翻譯出來，西方先行的技術思想家的文字散布各處，還沒有一本供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使用的“技術哲學讀本”。《技術哲學經典文本》一書的出版就是為了填補這個空白。
什么是技術哲學
技術哲學向來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是作為部門哲學、哲學的分支學科、哲學關注的特殊領域，另一個是作為一種新的哲學傳統、哲學視角、哲學眼光。前者從屬于一種或幾種哲學傳統和哲學綱領，后者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綱領。
作為哲學綱領的技術哲學往往具有原創性和革命性，作為部門哲學的技術哲學則相對比較平庸，往往從屬于某種既有的哲學傳統，在這個哲學綱領指導下做具體工作，拓展領域、解決難題，屬于科學哲學家庫恩所謂的“常規活動”。
作為部門哲學和作為哲學綱領的區分不僅適合技術哲學，也適合科學哲學和自然哲學。通常，作為部門哲學的繁榮依賴于其開端處哲學綱領的強有力——科學哲學的繁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維也納學派之邏輯經驗主義哲學的強有力。
科學哲學的歷史是先有scientific philosophy，后有philosophy of science。自然哲學的歷史也是先有natural philosophy，后有philosophy of nature。科學哲學的歷史比較簡單，在20世紀初期興起，此后成為強有力的哲學分支部門。自然哲學因為古老，所以兩起兩落，目前正處在第三次復興的歷史時期。
技術哲學非常奇特。第一，它的興起最晚，直到20世紀后半葉。第二，它在20世紀興起的主要標志，不是任何意義上的technological philosophy，相反，是某種anti-technological philosophy。也就是說，20世紀后半葉的技術哲學從一開始就是以它對“技術”的反思和批判而引人注目的。而科學哲學一開始是以對科學的弘揚、辯護而宣告自己誕生的。
如果不著眼于作為第一哲學的技術哲學的建設，那么作為部門哲學的技術哲學就會是平庸的，就會是學者們為自己劃定的一塊自留地。劃定自留地，是學術職業化時代的通病，也是中國學術界的通病。熱衷于對新學科的劃分和命名，曾經是中國學術“大躍進”的重要標志。
因此，當代中國的技術哲學家應該始終扣住“技術何以能夠成為哲學的核心問題”這個基本問題，否則，無非是把業已出現的相關話題和相關領域，一廂情愿地劃到自己的領地上，甚至還有可能與相鄰學科之間扯皮打架。比如與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爭領地，與應用倫理學（通常與高技術有關）、環境問題研究、全球化問題研究、媒介研究爭奪地盤。
現代社會是一個技術社會，技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并不是任何關于技術的研究都可以列入技術哲學的范圍。要搞清楚什么是技術哲學，就應該從這個學科的內在歷史發展中尋找根據。
技術哲學的歷史性缺席
技術與人類相伴而生，異常古老，人類漫長的史前時期是由它來標識的（新石器、舊石器、青銅黑鐵等）。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技術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近代科學只有差不多四百多年歷史，相對于技術而言，近代科學猶如汪洋中的孤島。
然而，技術盡管古老而重要，但向來沒有進入哲學思考的核心。翻開西方哲學史，常見的討論主題有理性、真理、自由、實在、上帝、靈魂、信仰、德性、正義、知識、邏輯、藝術、美、政治、法律、自然、科學，但就是沒有技術。
技術哲學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不曾有一席之地，這不是偶然的。這種歷史性的缺席與西方哲學的基本走向有關。從蘇格拉底開始，哲學就被規定為一種理性的事業，而所謂理性即是內在性的根據。
也是從蘇格拉底開始，技術被規定成一個缺乏內在性的東西，并且因此受到貶低。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把理念放在本體論的最高位置，工匠的制作物次之，藝術家的作品作為對制作物的模仿最次。亞里士多德把全部學術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理論科學，第二等級是實踐科學，第三等級是創制科學——包括手工制作、藝術創作等。技術的存在論位置一直不高。
因此，我們也許可以說，技術哲學與自然哲學的歷史性際遇必須結合在一起思考，不理解自然哲學為何處于西方哲學的主流地位，就不能理解技術哲學何以處于被遺忘的邊緣。
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分支學科的興起
技術進入哲學，是在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走的是一條隱蔽的路線和一條顯明的路線。隱蔽的路線孕育了作為哲學綱領的技術哲學，顯明的路線成就了作為哲學分支學科的技術哲學。
隱蔽的路線指的是在科學革命中誕生的現代科學，實際上使自己走上了一條有別于希臘理性科學的技術性科學的道路。對世界的認識與對世界的改造結合在一起，數學與實驗結合在一起。
自然物與人工物之間在希臘時代曾經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被消除。在“自然物”某種意義上成了“制作物”之后，“技術”的原則就開始支配“自然”的科學。觀察結果的可重復性、實驗程序的可操作性，處處體現了技術的有效性原則。
然后，近代科學的這種技術性特征本身并沒有立即成為一個被關注的主題而受到哲學的關注，相反，“技術”作為近代科學隱蔽的主題，直到20世紀才被揭示出來。技術哲學的真正興起，依靠的正是這個隱蔽主題的明朗化。
顯明的路線指的是在為理論科學奠定形而上學基礎之外，始終有其他思想家關注技術活動及其社會影響和社會后果。
作為科學革命的吹鼓手，弗蘭西斯·培根呼吁重視手工操作，重視技術發明。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思想家重視工藝成就，在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里有很大的分量來敘述工藝過程。狄德羅把技術與科學、藝術并列為三大知識的類別，在《百科全書》中為工藝和發明留下了大量的篇幅。這些條目往往加上精美的插圖，實際上在公眾中傳播了技術知識，確立了技術的地位，為法國的工業革命做好了準備。
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向縱深發展，由蒸汽動力革命向電力革命轉移，技術的社會影響有如昭昭白日，對技術的研究于是提上了日程。
與此同時，黑格爾之后的哲學一時告別宏大體系，似乎進入了一個“部門哲學”的時代。自然哲學、精神哲學、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紛紛登場。科學哲學大約也在這時候出現。
1877年，一位德國的新黑格爾派哲學家卡普（1808—1896）在書名中使用“技術哲學”一詞，可以看作是讓“技術哲學”作為部門哲學登上哲學史舞臺的首次努力。
此后，以工程師為主體的業余哲學愛好者，力圖將“技術哲學”打造成一個真正的部門哲學。1894—1911年間，俄國工程師恩格爾麥爾（1855—1941）用德文發表了以“技術哲學”為標題的系列文章。1913年，第二本以“技術哲學”為書名的著作問世，作者是德國工程師齊墨爾（1873—1940）。第三本以“技術哲學”為書名的著作，是德國另一位工程師、X射線專家德紹爾（1881—1963）于1927年出版的。
1956年，德國工程師學會成立了專門的“人與技術”研究小組，小組又分成教育、宗教、語言、社會學和哲學等工作委員會，使“技術哲學”的發展有了一個體制上的依靠。
1966年，美國技術史學會（成立于1958年）所屬的《技術與文化》雜志出版“走向技術哲學”專輯，是技術史這個“兄弟學科”對于技術哲學的一次重要的提攜。
1978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簡稱SPT）正式成立，首任主席是卡爾·米切姆。同年出版了學會的會刊《哲學與技術研究》，同年舉行的第16屆世界哲學大會確認技術哲學為一門新的哲學分支學科。從這一年起，技術哲學的學科建制慢慢開始在北美乃至全世界建立起來。
從卡普以來100多年過去了，與科學哲學相比，技術哲學作為學科的地位并不突出。作為部門哲學的技術哲學，目前的論題高度發散，其作為哲學的合法性始終是一個問題。美國的SPT目前仍然是“哲學與技術學會”，而不是“技術哲學學會”。
主要原因是那些致力于技術哲學分支學科建設的人，雖然意識到現代技術對社會的巨大影響，意識到對技術的社會研究和文化研究迫在眉睫，因而急于把這個學科開創出來，但往往缺乏哲學背景方面的革新動力，或者準確地說，未能開辟出作為哲學綱領的技術哲學。
因此，一方面，技術哲學家身陷日益增多的由當代技術發展帶來的倫理問題和社會問題（比如在德國），技術哲學與技術倫理學、技術社會學等混在一起，身份非常模糊；另一方面，技術哲學家則面臨著傳統分析哲學家對他們身份的質疑：技術能不能（像科學那樣）有自己獨特的認識論和推理邏輯問題？在美國，在強大的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傳統下，技術哲學家甚至還在為自己作為“哲學”的合法性苦惱。
技術哲學的真正問世，有賴于哲學本身的徹底變革，有賴于建立自己獨特的哲學綱領。對于中國技術哲學界而言，目前最要緊的，一是掌握和消化來自西方的技術哲學思想資源，二是挖掘中國本土的技術哲學思想寶藏。本書試圖追溯當代西方技術哲學的思想源流，想在前一方面做一些努力。
本書由五編共25篇文章組成。第一編是“歷史概述”，收入一篇文章。米切姆發表于1980年的這篇文章，相對于我們時代的快速變遷以及技術哲學這門新興學科的快速發展來說，顯然有一些過時，但對技術哲學的來龍去脈，以及當代技術哲學面對的理論問題（技術的概念辨析）和實踐問題（技術的倫理和政治問題）均做了條理清晰的敘述，特別對中國讀者而言，仍然是一篇很好的“技術哲學導論”。
此后的四編概括整理了“社會—政治批判傳統”“哲學—現象學批判傳統”“工程—分析傳統”和“人類學—文化批判傳統”四個思想譜系。
米切姆把技術哲學分成工程派技術哲學和人文派技術哲學兩大類，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普、恩格爾麥爾和德紹爾，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芒福德、敖德嘉、海德格爾和埃呂爾。
我把全書的大部分篇幅留給了“批判”傳統，這表達了我對當前中國技術哲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一種希望：要著眼于建立作為哲學綱領的技術哲學。唯有著力建設作為哲學綱領的技術哲學，技術哲學作為學科才可能是“一個有著偉大未來的學科”。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