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提出，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支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型研發機構等新型創新主體”成為“整合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因此，立足新形勢、探索新研發、構建新生態，對我國新時代的創新驅動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從三大新形勢理解新研發的時代語境
目前，在研發與創新方面出現了三種新形勢。
一是“卡脖子”風險加劇，對研發資源配置提出新要求。我國在高端芯片、特種材料等眾多戰略性領域，仍然存在受制于人的“短板、漏洞”。加快突破這些關鍵核心技術，對于真正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意義重大。光刻機等諸多戰略性領域的攻關任務，本身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和多技術領域集成創新的特點，必須統籌產學研用等各領域創新主體，構建協同攻關、深入融合的研發資源配置體系，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創新合力。
二是“顛覆性創新”涌現，需要需求導向的研發新范式。全球正進入大規模、長周期的顛覆性創新群體性爆發階段，Space X開創商業航天新紀元、AlphaGo標定顛覆性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未來產業的突破性發展極大程度上也可以認為是“顛覆性創新”的接續落地。對我國而言，把握顛覆性技術的自涌現、非共識、交叉融合特征，構建與之適應的科技管理新體系，既是避免“技術突襲”的防御要求，亦是從跟跑并跑到領跑未來的源頭動力。
三是數字時代來臨，場景優勢為我國帶來引領創新的新機遇。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世界正加速進入全數字化時代。在這一輪數字化產業變革中，中國有全球唯一的大規模同時在線市場，擁有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市場容量優勢，也由此迎來了從追趕躍遷至領先行列的“機會之窗”，如何釋放廣闊的場景優勢為創新賦能，成為新研發的一個重要命題。
從多主體生動實踐總結新研發的路徑
隨著平臺型企業、新物種以及跨界趨勢等的形成，新研發的途徑也隨之發生變化，需要我們及時調整新研發的路徑。下面列舉三種變化：
一是研發主體多元化，企業登上“主舞臺”。隨著新產業、新技術交叉融合，過去由科研機構主導的研發已很難滿足技術創新需求，新研發需要科學家、企業家、投資人等多元主體聯合參與，尤其是企業不再只作為成果轉化者存在，創新型大企業已然成為參與研發、主導研發的中堅力量。華為以占銷售收入15%以上的研發投入、占員工總數45%左右的研發人員儲備，顛覆了僅將企業視為成果轉化者的傳統認知。科大訊飛等創新型企業與大院大所成立聯合實驗室，亦是多元主體相互嵌合、擴大創新能力的實踐。
二是線性流程被打破，研發轉化走向一體化。傳統“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的線性科研流程被打破，新型研究型大學高效的成果轉化體系、標桿式新型研發機構的市場化運作、眾多大企業的“創業式創新”，都推動著科研與產業化的同步前進。西湖大學在建校初期便設立成果轉化辦公室，聘請博士、投資人等各方專業人士加盟，推動西湖生物醫藥等孵化衍生企業以高額融資實現技術轉化落地。江蘇省產研院與多家龍頭企業聯合成立創新中心，以“企業命題”實現科、產雙方精準對接，同時以“撥投結合”的市場化機制匹配財政資金，面向新興產業的技術轉移率高達90%以上。商湯科技從創業初始至今，持續積累學術性原創技術，同時積極推動自主研發技術在安防、金融等領域的產業化，以共時化研發實現了創新效率的指數級提升。
三是新要素有力賦能，新場景、新物種的驅動力不容忽視。以獨角獸、瞪羚企業為代表的諸多新物種企業憑借超前的科技創新意識，以應用場景為起點、從后端反向配置資源，成為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引領者。如曠視科技作為AI “四小龍”之一，堅持以實現場景價值為導向進行研發創新，將賦能場景中的各個角色作為技術創新驅動力，經過多年的場景下沉積淀，擁有了包括阿里巴巴、華為等在內的合作伙伴生態，獲得了相對同類企業十倍乃至百倍的落地應用滲透能力，也助力其在安防等多個領域筑高壁壘。
四是資金投入市場化，社會資本成為重要支撐。政府專項支持或大企業自有資金已很難滿足研發活動的資金需求，圍繞新產業、新賽道的耐心資本和產業基金聯手聚焦投早期、投長期、投硬科技，除了為研發活動提供資金支撐外，市場方向判斷、產業資源鏈接等投后服務也能有效降低創新的試錯成本。比如，IDG聚焦半導體產業鏈廣泛布局，對中微半導體進行早期投資、多次增資和資源導入，有效助力企業完成了刻蝕技術、芯片設計等高端技術的國產化。
傳統鏈式研發終將走向融通型研發生態
新研發重視自下而上的“涌現”和“實踐”，能夠聯合多元主體，以市場機制高效配置創新資源，是我國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塑造發展新優勢的有效路徑。各級政府部門都應高度重視和予以支持，在四個方面有所作為。
一是創新科技計劃項目管理實施機制。要變革傳統科技計劃中自上而下的項目形成路徑，全面推行變“相馬”為“賽馬”的“揭榜掛帥”制，推出多元主體合作的創新伙伴專項科技計劃，探索設立顛覆性技術創新項目并在管理體制上先行先試，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計劃組織實施中的導向作用。
二是優化科技投入結構及支持方式。要充分關注社會資本在創新投入中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支持體系，聚焦“卡脖子”領域探索設立公私聯合資助、重金支持的長周期戰略級項目，對于重大原創性技術創新項目，推廣“撥投結合”的財政資金支持方式，發揮好政府在各類創新中的引導及風險承擔作用。
三是打造主體融通的產業創新生態平臺。要創新研發平臺組織形式，打造一批“政產學研”高效協同的世界級新型研發機構，探索實施高技術大公司開放創新戰略，建設一批未來場景實驗室與未來產業試驗區，全面推動新場景引領、企業深度參與、面向真實需求的技術創新。
四是支持企業創新主體提升創新效能。要圍繞大企業、硬科技創業、新物種企業的創新能力培育，全方位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支持行業領軍企業設立尖端技術研究院及未來實驗室，鼓勵“硬科技”和前沿科技創業，注重新物種企業培育，構建高度活躍的市場主體創新格局。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