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廣大院士要勇攀科學高峰，敢為人先，追求卓越，努力探索科學前沿，發現和解決新的科學問題，提出新的概念、理論、方法，開辟新的領域和方向，形成新的前沿學派。”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語出《荀子·大略》。意思是說，善于學習的人能夠深刻地認識事物的道理，善于實踐的人能夠較好地解決事物的疑難。致知以求理為要，踐行以克難為先。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歷經五千多年的積累，形成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治學之道。此道可分為博學與篤行兩個方面，學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古人關于博學和篤行的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我們今天進行科學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
如何才能做到“善學者盡其理”？首先，要以“學而不厭”的態度泛觀博覽，不斷學習，擁有廣泛的知識儲備，從而提升自我的學識和德行。《周易》大畜卦《象傳》說：“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次，要有化繁為簡、融會貫通的能力。張之洞說：“讀書貴博貴精尤貴通。……然必先求博，則不至以臆說俗見為通；先須求精，則不至以混亂無主為通。不博不精，通字難言。”
學問如何才能由博到精再到通？《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在其看來，由博學到精通還需要經歷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層層淬煉。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須相結合，而思慮則須審慎，因為思慮過多則容易思緒紛亂而不能專一，思慮過度則容易不切實際而有失客觀，而思慮膚淺則不容易抓住問題的實質，所以思之不可不慎，不得其法則徒勞而無益。只有審慎地思慮才能正確地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當經歷博學、審問、慎思之后，會形成一套思想理論和評判體系，而在將其付諸實踐之前，還需要對其進行明晰地分辨，亦即可行性的論證。“明辨”乃是治學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篤行”的開端。
篤行之義包含兩層，一是對常規之事能切實去做，持之以恒；二是對困難之事能不畏艱難，勇于承擔。中國古人歷來重視踐行，如《論語》中的“力行近乎仁”，《墨子》中的“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荀子》中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等，都將踐行作為學習的最終目標。踐行之難在于如何在困境中持之以恒。荀子云：“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這里所強調的就是君子要有恒德，不因遭受到困苦和艱難就改變自己的志向。只有擁有持之以恒、不畏艱難的品格才能敢于面對科學難題、攻克科學難題。
知難而進的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學人。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為了提高國防實力，我國開啟了原子彈的研究之路。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為國防大業在一望無際的沙漠戈壁之中斗風沙戰嚴寒。他們用鋁鍋煉制炸藥，用手搖計算機、算盤和計算尺計算，頑強拼搏，自力更生，迎難而上，終于克服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雜交水稻的突破、高鐵技術的成熟、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等科技事業的進步，都是“善行者究其難”精神的生動體現。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推進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尤為重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核心技術的攻關，還是創新人才的培養，都需要將“善學”與“善行”有機結合。通過“善學”汲取中西古今之經驗，奠定科研基礎，通過“善行”不斷克服困難、追求卓越、勇于創新，最終一定會把我國建成世界科技強國。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