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唯”專項行動開展已近兩年，但破之后立什么、如何立仍是困擾科技成果評價體系改革的重要難題。
一邊科技成果轉化熱情高漲，另一邊卻是考核標準仍被頻潑“冷水”；一邊強調科技成果轉化，另一邊基礎研究又被忽視；一邊科技成果轉化數量猛增，另一邊濫竽充數之風漸起……破“四唯”后科技成果轉化有望成為要“立”的新指標之一，天平應如何保持平衡？
不久前，山東省農業科學院率先出臺破“四唯”十條意見，通過改變規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意見指出，突破行業科技領域“卡脖子”關鍵技術、單項科技成果轉化到賬經費超1000萬元等9種情況下科研人員可直接競聘正高級。
這些簡單直接的科技成果評價辦法能否立得住、立得穩？近日，多位專家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科技成果轉化應盡快納入職稱、人才項目等評價考核體系，但考核標準應淡化效益，要更加注重成果轉化的意義。專家還強調，科技成果轉化應立足基礎研究，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行業問題，不能濫竽充數。
注意一：評價體系不能一刀切
長期以來，“唯論文”導向導致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和科研精力偏離，單一的評價“尺子”讓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科研人員“堵心”“傷心”“煩心”。
“雖然我們團隊已經實現了多個專利技術的轉化，并創辦了公司，但當團隊年輕職工和博士聽到‘不發論文怎么評職稱、怎么畢業’的評論時，還是很沮喪。” 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固體所環境材料與污染控制研究部副主任余道洋告訴《中國科學報》。
余道洋團隊從2012年就開展科技成果轉化，并參與組建了三個公司。“我們希望科技成果轉化可以納入評價體系，尤其是職稱評價。應對不同類型的科研人員開展分類考核，基礎研究方向的，主要參考論文等要素；科技成果轉化方向的，主要參考成果轉化等要素。”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工廠研發中心主任李陽坦言：“長期以來，論文是科研人員職稱評定和各項考核的最重要標準。因此，從研究生培養開始，就以發表論文為目標，培養目標單一，對科技的實際應用和成果轉化不僅接觸少而且缺少思考，畢業后進入科研工作，缺乏成果轉化的能力、動力和視野。”
對此，李陽建議：“盡快將科技成果轉化作為科研人員評獎、評職稱的多元評價選項，更好更快地促進我國科技產業的發展。”
北京科技大學新金屬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王沿東認為：“科研人員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面向基礎研究，第二類面向應用基礎研究，第三類面向科技成果轉化。對應用基礎研究和成果轉化的科研人員，不應只看論文，應該將科技成果轉化納入這兩類人員的評價體系。”
隨著國家政策對科技成果轉化支持的力度加大，近年來，北京中醫藥大學對標國家戰略和中醫藥行業需求，不斷調整政策，完善涉及科技成果轉化的評價體系。該校開展中藥智能制造應用轉化的青年教授吳志生正是在這種體系下快速成長， 34歲評為教授，遴選為中藥智能制造與全程質量控制創新團隊負責人、中藥提取分離過程現代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學科帶頭人。
吳志生在讀研究生時，就跟隨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喬延江瞄準國家中醫藥行業的重大需求，開展中藥制造在線控制、中藥制造數字化等核心技術攻關，并在多家企業開展轉化。“我校在評職稱時，好的科技成果轉化不亞于高水平論文的發表。正是因為科技成果轉化納入學校職稱評價體系，學校政策好，我才得以快速成長。”
注意二：談轉化不能割裂基礎研究
破除“唯論文”頑疾，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是否意味著發論文就是“病灶”？發論文與成果轉化難道只“相殺”不“相愛”？隨著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呼聲四起，對基礎研究的忽視引起專家的擔憂。
“成果轉化與發表論文并不沖突。在成果轉化過程中，解決的科學問題和實際需求都可以作為論文創新思想的起源和數據的來源，同時發表論文又為成果轉化提供理論基礎和指導。基礎研究應該與成果轉化有機結合，極端偏重任何一方都不利于國家科研的發展。”李陽說。
王沿東認為，提倡科技成果轉化的同時，也要注重基礎研究。“短期內不做基礎研究似乎沒有太大影響；但長遠來看，科技成果轉化的創新源頭將被掏空，并在競爭中被趕超。”
吳志生則坦言：“我們不能一味追求成果轉化，忽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開關，基礎研究搞不上去，許多成果轉化就是無源之水。過度強調成果轉化，會造成部分投機取巧、打著成果轉化招牌濫竽充數的行為。”他進一步說道，當前國際競爭日益激烈，我們需要面對國家重大需求開展成果轉化，尤其是“卡脖子”的核心技術，而不是取得一點點成績就大談轉化，因此要重視原始創新，重視基礎研究，兩者要結合而非相互排斥。
此外，王沿東還指出：“國家重大項目的設立也應立足國家重大需求，項目的評審要真正依靠一線專家，真正使項目成果走向應用，而不是成為極端技術手段的‘練習場’，最終束之高閣。”
注意三：成果比拼不能只看經濟
目前，我國國家層面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重在宏觀指引，地方性規章又具有地方特點，如此，轉化的科技成果應該如何PK？只看經濟效益合理嗎？
“成果轉化不能完全從經濟指標來考核。”李陽認為，“成果轉化還具有創新性、引領性和社會效益，有些是滿足國家戰略需求或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
“就好比，一項科技成果轉化了5000萬元，但產生了一個可以解決老百姓迫切需求的廉價新藥，而另一項成果轉化了4億元，但產生了一個價格高昂的保健品。經濟指標高低不能說明成果轉化的價值。”吳志生說，“無論是發論文還是做成果轉化，都要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敢坐基礎研究的‘冷板凳’。”
不僅如此，在李陽看來，“科技成果轉化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并非都能成功，對難度大、有重大價值的科研成果產業化不能因為轉化慢而否定，應該給予扶持和鼓勵”。
對此，余道洋表示認同，“科技成果轉化后，公司經營狀況是由市場決定的，我們需要做的是保證成果轉化后，能夠成為真正的技術被使用。”
余道洋還指出：“多年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對成果后續研發落地的推動力不足，也是導致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的重要原因，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20世紀20年代，美國就開始對科技成果進行評價。目前，美國國防部的科技成果評價主要采取“技術成熟度概念”，該評價體系細分為九級，級別越高表明該技術越成熟、走向成熟產品的可能性越大。日本的評價指標主要關注是否在國際上建立了新的研究領域、是否創造了價值或取得了創造性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潛力等。
科技成果評價體系是多元的、動態的。“在改變科技評價政策的同時，還應該提出相應的對策。但無論政策如何變動，科研人員都應該專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不忘初心。”王沿東表示。
來源：《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