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到技術的起源時，人們往往會強調技術是人類肢體能力的延伸，不管是中國古代的荀子還是當代西方的許多技術哲學家都持有類似的立場。時至今日，我們更是生活在了一個科學和技術的世界之中。在看到科學技術給我們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更應該看到，它們作為一種力量，介入到人類社會之后所帶來的秩序改變甚至重組。正是在此意義上，恩格斯在強調勞動在人誕生過程中的重要性時，實際上也就是強調了技術對人自身以及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在當下更是體現為人類本身的技術化趨勢，這種趨勢一方面表現為人類身體的技術化，例如不管出于治療還是增強的目的，人類身體中所植入的某些技術制品，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改變了人的生物學界定；另一方面，在更廣泛的層面上也表現為人類生存的技術化，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都被技術深刻影響。
正是看到了技術對人類身體乃至人類社會的這種重大影響，自古以來思想家們就非常強調人類倫理秩序與技術的和諧發展。柏拉圖在對希臘神話的解讀中，正是從此角度指出了普羅米修斯給人類所帶來的技術與赫爾墨斯所帶來的秩序，共同構成了人類社會；近代科學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兩種文化”之爭，同樣也反映出了思想家們試圖彌合技術與倫理之分裂所作的努力。
二
事實上，在談到科學技術與倫理之間的關系時，正統觀點往往堅持事實與價值的二分，進而強調科學技術的價值中立性。于是，美國步槍協會為自己所作的辯解，“不是槍殺人，而是人殺人”，才獲得了理論上的合法性。然而，不管是槍，還是人，離開了對方，殺人行為都無法發生，或者至少可以說其發生的可能性或形式都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倫理的目的在于約束或調整人的行為，從而構建出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那么，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還是在前沿的科技領域，科學技術都參與到了倫理秩序的維持或建構之中。為了做到這一點，人們通常會將某種倫理秩序內嵌到科學技術特別是以人工制品形式呈現的技術物之中，于是，技術物就成了倫理秩序或道德原則的一種制度化呈現方式。相較于傳統強調以道德約束作為主要手段維持倫理秩序，這種制度化的優勢在于其強制性程度更剛性、執行效率更高，就如同與純粹的道德呼吁相比，紅綠燈和交通監控設施更能維持交通秩序一樣。
然而，科學技術對倫理或社會秩序的建構方式并不是決定論式的，它具有高度的不可預見性和偶然性。不可預見性如20世紀60年代由于止孕反應藥反應停（沙利度胺）的使用所導致的海豹兒事件，偶然性則是指科學技術及其人工制品具有多樣實現性的特征，例如斧頭可以用來砍柴也可以用作兇器，核技術既可以用于制造武器亦可用于增加能源。這種偶然性、不確定性以及未來開放性，給科技管控帶來了很大困難，進而也就給倫理和社會秩序的維持帶來了較大風險。那該如何通過倫理治理降低風險呢？
三
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對科技倫理學的傳統認知和建構模式，不能再簡單地將科技和社會一分為二，前者由科技專家負責，確保其可能性，后者由倫理專家等負責，對之進行倫理反思。而是應該打破分割，強調倫理介入科學的必要性。
一方面，我們需要建構一種新的行動導向的科技倫理學。在談到倫理、道德時，人們往往會強調底線思維，底線思維本身并沒有錯，問題在于該如何確定底線。如果我們只是將底線落腳于某些終極的價值理念，甚至強調這些理念的非歷史性，就很容易導致科技與倫理的割裂。就如同在一個坐標系之中，科學是縱軸，有著明確的前進方向，倫理則是橫軸，永遠處于水平線上，這樣，隨著科技的發展，兩條軸線只能越來越遠。于是，科技倫理學就會被機械地割裂為兩個層面，一是對宏觀倫理概念的理論分析，二是這些概念在科技領域的應用。這種割裂又會進一步導致另外一個困境，就如在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當事科學家宣稱其目的是為了使嬰兒對艾滋病獲得免疫能力，而反對者則認為這種免疫能力的獲得很可能會對嬰兒乃至人類社會帶來極大風險。于是，雙方都在堅持某種終極的價值理念，但對這種理念的解讀卻是不同的。其原因就在于，理念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個執行鴻溝，即是說，理念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仍需要進一步解釋。因此，倫理理念的討論是必要的，但必須將之落實到科學技術為我們所重構過或所可能重構的具體情境之中，進而根據科學技術的不同情境，設計出不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倫理規范。這樣，科技與倫理之間彼此隔離的問題，也就可以被克服。
另一方面，考慮到科學技術及其人工制品對倫理秩序的影響，對科學技術的倫理關切必須要前置到科學技術的設計與研發過程。目前，特別是在與人或動物相關的科學領域，倫理審查制度主要承擔了這種倫理關切的任務。然而，盡管各個國家對倫理審查制度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從相關規范、政策的解釋到具體操作同樣存在執行鴻溝，導致倫理審查制度從技術層面和操作層面而言，都面臨較大的執行困境。因此，倫理審查作為一種制度性原則，該如何加強其可操作性，減少審查盲點和解釋柔性，這需要科技政策、倫理學、法學等領域的工作者參與進來，共同制定倫理審查制度。
當然，對科學技術進行倫理治理和風險管控，并不意味著要完全束縛科學技術的發展。事實上，在以科學技術大規模應用為典型特征的現代社會中，風險的外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的風險總帶有地方局限性，而現代社會的風險則超出了具體時空的限制，成為一個世界性和跨世代的問題。基于此，德國學者貝克才指出，現代化日益成為其自身的反思主題。正是在這種反思中，人們提出了對待科學技術的不同原則和不同態度。目前，居于主導性地位的是預防性原則，其核心是要求技術主張者必須提供無傷害證明，在此基礎之上，技術才能得以應用。這種原則很容易導致對待科學技術的保守立場，特別是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這種立場的堅持會非常困難。另一種立場可以稱為主動性原則，其核心是技術樂觀主義，主張技術可以放心應用，在應用中發現問題然后解決問題。當然，這兩種原則的本質出發點實際上都是人類。或許，就如法國哲學家拉圖爾所言，人類不能對自己所創造的那些弗蘭肯斯坦持敵視態度，而是要熱愛它們，要“像對待我們的孩子一樣悉心照料”它們，不能因為孩子/科技犯錯就放棄之，也不能溺愛孩子/科技而對之缺乏管教。因此，只要做到了科技與倫理同行，潘多拉的魔盒所釋放出來的就不再是罪惡，盒子底部的希望就一定能找到。
摘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