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改革開放40年來，黨和國家對基礎研究一直非常重視，不斷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戰略部署。“基礎研究投入持續增長，從2011年的411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822億元，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校長、華中科技大學物理學院教授羅俊向《中國科學報》表示，尤其是國家科學技術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部門，對推動基礎研究創新發展給予了重要的政策和經費支持。
但在日常基礎研究工作中，一些現象仍時有發生：好不容易申請了一筆經費，卻因為不用置辦高額實驗設備、“錢花不出去”而苦惱；有的項目剛剛開展就面臨中期考核，要填各種表格；盡管研究進展不如預期，卻要發論文應付各種評價體系……這是現在基礎研究經常面臨的尷尬局面，也是基礎研究科研人員的“隱痛”。
這些現象背后，暗含著基礎研究經費配置模式問題、人才隊伍建設問題、科研評價導向問題等。基礎研究薄弱，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短板。
經費投入結構待完善
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7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975.5億元，比上年增加152.6億元，基礎研究經費占R&D比重為5.5%，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和企業分別為531.1億元、384.4億元和28.9億元。高等院校對全社會基礎研究增長的貢獻率為64.6%。
基礎研究經費逐年上漲，經費結構，尤其是其中人員經費的比例引起了廣泛關注。
“現在的經費管理是大水漫灌式的，看上去經費不少，但鋪的面太大，就基礎研究來說，核心研究人員的費用仍沒有保障，很多人還是靜不下心來去工作，這是個比較關鍵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利頂告訴《中國科學報》，如果相信一個基礎研究科研人員可以做好工作，就應當加大支持力度、保證其人員經費，“讓他能踏踏實實做工作”。
強調基礎研究首先要保證人員經費，與基礎研究的特征密切相關。
“基礎研究以科學家為主體，這一點是科學界的共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張柏春說，基礎研究主要靠“聰明的腦袋”，至少其帶頭人是水平很高的精英。“只有穩住了精英人才，讓他們沒有衣食之憂，有體面的生活，才能安心從事基礎研究。”
精挑細選，建設人才隊伍
解決基礎研究經費中的人員經費比例問題，可以預期的影響是穩定基礎研究人才隊伍。
“基礎研究隊伍不容易吸引精英，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研究人員收入低。”張柏春坦言，人才競爭是全球范圍的。待遇低，人才流失的風險就大。“國家在薪酬制度上進行大調整的難度很大。把科研經費的一部分作為間接費用，現階段仍然是一個好的變通辦法，對穩定人才隊伍是有幫助的。”
基礎研究有著不可預知性，存在“前期投入大，后期產出少，甚至短期無產出”的情況，“這就需要給基礎研究一個寬松的環境。”陳利頂說。
目前科學界普遍呼吁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但并不是說做基礎研究想要多少，國家就該給多少。”張柏春認為，首先是選對人，并保證他們的基礎研究經費和人員經費。
“我國現在專門從事基礎研究或參與基礎研究的人數并不算少，但原創成果離期望的有距離，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引領學科發展方向的成果少。”張柏春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要精煉基礎研究隊伍，“把資源用在天分好的人身上”。
要樹立正確價值導向
“項目檢查多，整天開會應付檢查都應付不過來。”如今的項目考核流程和機制在陳利頂看來仍有待規范化。“我們平時的科研工作都是做好計劃的，臨時檢查會打亂計劃，立項、評審的流程要有章可循，才能最大程度減少時間和資源浪費。”
羅俊一再強調，從根本而言，人才評價還是要在價值取向上引導科技工作者聚焦“面向學術前沿、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面向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科技進步、國家戰略、社會發展作出實際貢獻。
“國家推動破‘四唯’專項行動也是希望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建立更加科學、合理、正確的價值導向。我相信，這對提高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和獲得感有很大促進作用。”羅俊說。
據羅俊介紹，近些年，中山大學在建立和完善分類評價機制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更加精準地評價科研工作者的貢獻。
“以‘三個面向’為價值導向，中大的科研評價體系由注重數量轉變為關注質量、貢獻和影響力，對不同的學科建立分類分層次的評價體系。”羅俊舉例說，人文社會科學以“出思想、出理論、出學派”為根本導向，要積極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做國家急需的理論和決策研究；理科發展以重大科學問題的原創性突破為根本導向，引領科學進步，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工科發展以技術創新、工程實現為根本導向，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醫科強調臨床導向，要攻克疑難雜癥，服務人類的生命健康。
“所以說到底，對于人才評價，我們要從根本上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要從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社會進步的高度，認真做事，做成事。”羅俊表示。
去年年初，《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發布，在完善基礎研究布局、壯大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優化基礎研究發展機制和環境等方面做出部署和安排。“為新時代開展基礎研究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條件。”羅俊相信，當下中國做基礎研究的環境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并且會越來越好。“我對此充滿信心。”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