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擺在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但是，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冠華于12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高科技產業化高峰會議上所強調的，當前我國高技術產業仍面臨“大而不優、大而不強、附加值不高、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總體處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低端、許多重大技術裝備仍需引進”等“高技術難以成功產業化”的重大問題。
一方面，科研論文產出和專利申請連年增長，另一方面，科技和經濟“兩張皮”現象廣受詬病，如何破解這一矛盾成為當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命題。
產業“反過來”定義高技術
何謂高技術？ “科學沒有高低之分，但是技術有高低之分。”中國工程院院士、制造強國戰略研究負責人朱高峰表示，所謂技術高低無非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復雜性和難度。
但是，這兩個指標很難體現為量化的衡量標準。朱高峰坦言，復雜性和難度系數大小是“不那么容易取得相同意見”的問題。
從產業角度來講，高技術產業的主要標志就是研發投入大。朱高峰介紹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此有一個比較粗的標準，即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10%以上。該標準將航空航天制造業、電子信息裝備制造業、計算機和辦公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業認定為高技術產業，“我國也有這個認定”。
高技術是核心技術，但朱高峰認為并不是由高技術定義高技術產業。他表示，“需要明確的是，是由高技術產業反過來定義高技術的。”
我國盡管認定了這幾個產業為高技術產業，但在研發投入方面，除了航空航天之外，其他產業遠遠沒達到銷售收入的10%，甚至與10%相差甚遠。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制造增加值率從改革開放到目前為止不斷下降。朱高峰坦言，“能夠拿出來用于研發投入的錢不多”。
研發與創新不能混為一談
發展高技術產業的途徑是什么？朱高峰介紹道，第一階段是研發，第二階段是創新。研發階段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創新階段包括設計、生產、銷售、售后服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呂薇表示，創新的本質是通過發明創造和利用知識來創造財富，研究開發是創造知識和發明技術的過程，技術創新是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
在朱高峰看來，當前我國高技術產業存在把研發階段、創新階段兩個階段“混為一談”的問題，言“創新”必談“研究、研發”，媒體報道所涉及的“創新”也“相當大一部分是在講研發”。但事實上，兩個階段有明顯的區分。
“研發階段要有一個思想，把這個思想做出來就能夠證明這個思想是正確的，或者根據思想做出一個樣品就行了，至于這個樣品能不能形成產業，這不是研發階段能夠解決的問題。而創新階段，則需要把樣品投入生產，形成產品，能夠銷售出去取得科學價值，最后要取得經濟價值。”朱高峰說。
此外，兩者的實現條件、實現方法也不同。研發階段主要在實驗室，在小的特定環境里進行，創新階段則需要到工廠進行試驗；研發階段是小部分人精雕細刻，創新階段則是大規模生產工藝、大裝備形成大批量生產，能夠銷售到市場上。
“兩個階段之間的銜接容易脫節，全世界都是如此。”朱高峰表示，國外稱之為“死亡谷”，即研發做得很好，后面階段卻不能實現。
“研發階段對市場需求情況不見得很清楚，研發技術人員沒有大量的知識了解市場，這是相當普遍的問題，但在中國這個問題比其他國家要嚴重。”朱高峰說。
基礎研究“慢病”需“急診”
培育產業發展需要大力支持基礎研究。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公布的信息，當今世界上60個最具影響力的技術發明，其早期基礎研究都曾接受過NSF的資助，其中包括互聯網、3D打印、現代藥物、量子計算機、移動通信、氣象衛星、全球定位系統等。
這似乎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現實落地卻并不盡如人意。朱高峰表示，當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在整個研究開發費用里所占的比重是5%，而美國是15%以上，差距非常大，“這一點大家都知道，也經常講，但是我們這方面的投入就是很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基礎研究的變現時間長及其產業化前景充滿不確定性均是繞不開的客觀現實。NSF統計顯示，從提出基礎研究課題到實現商業化，往往需要20-30年的時間，比如人工智能的概念從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來了，但到70年代才開始技術的研究和開發，1997年才研發出持續性識別語音的個人電腦。
但基礎研究是原始創新能力的根源所在，太過“短視”顯然違背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初衷。
“基礎研究是重大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礎，具有更廣泛的擴散效應和放大效應，雖然基礎研究不提供重大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但向社會提供新知識、新原理、新方法，重大基礎研究成果能催生新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呂薇說。
基礎研究的“慢性病”還需“急診治療”。呂薇表示，“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
有一種說法認為基礎研究投入少主要問題在于企業投入不足。朱高峰卻認為這種說法并不準確。他表示，基礎研究主要還是靠政府投入，而是否在基礎研究投入是企業的“一廂情愿”。
呂薇表示，基礎研究到創新需要長期的過程，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應用發展方向具有不確定性，“創新鏈各環節的市場化程度和風險不同，所需要的資金性質不同，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同。”
呂薇認為，目前我國還處于“以追趕為主”的階段，基礎研究要更多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投入，不能過度強調成果數量和成果轉化，要加強對基礎研究人員的穩定支持。
擴大技術交易面
鼓勵企業家主導創新活動，企業家有沒有創新積極性？企業在面臨生存問題時，是先“保創新”還是“保吃飯”？這是一系列很現實的問題。
朱高峰說，國外相當一部分企業即使面臨“吃飯”問題，但還是會借錢繼續搞創新，而中國卻非如此，“不光是因為企業家，還因為我們客觀現實不允許”。
因此，要培育創新意愿。高技術產業的特點是要不斷做微創新、再創新，朱高峰說，“這個時候投入要靠企業，所以企業家在高技術產業中的作用更突出。”
與之相應的，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尤其重要，商品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缺一不可。朱高峰表示，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缺乏規范性競爭，這是很大的問題。此外，技術市場需要擴大購銷雙方交易面。
“我們有兩千多所大學、上千萬家企業，大學有了研究專利、成果以后，希望轉讓出去，眼睛都盯著大企業。”朱高峰說，“大家都盯著大企業，反過來，大企業需要資源的時候盯著名牌大學。這樣，交易面就非常窄。”
如何把技術交易面擴大到所有高等院校及所有有一定能力的中小企業？朱高峰直言，這是非常大的問題，目前還沒有更多這方面的政策支持。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