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戰略資源。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創新團隊。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提出“戰略科技人才”的概念，在我黨歷史上尚屬首次，而且置于各類科技人才的首位，更進一步說明了戰略科技人才的極端重要性。
對一個國家來說，戰略科技力量是體現國家意志、實現國家科技發展目標的生力軍和王牌師，面對關系國家核心利益的“急難險重”科技問題，能夠攻得上，打得贏。因此，戰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和目標不同于看家護院、守土有責的地方軍，是“哪里有難題哪里就有我”的機動化攻堅部隊，是支撐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科技生力軍。從這種意義上說，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不一定是戰略科技力量，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不一定是戰略科技人才！因為科學研究可以沒有國界，但戰略科技人才必須有祖國！從科學意義上說，科學家是世界的，戰略科技人才則是國家的。
要建設科技強國，實現由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的歷史性跨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擁有一支能打硬仗、打大仗、打勝仗的戰略科技力量。目前中國科學院正在根據中央部署，集全院之力，著力打造一支勇攀高峰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就海洋科技來說，要建設海洋強國，必須首先建設好一支“耕海探洋”“劈風斬浪”的海洋戰略科技隊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海洋科技事業實現了超常規發展，進入了最輝煌的發展時期，特別是海洋科技人才隊伍呈“指數式”發展壯大。短短幾年，我國整建制的“海洋大學”超過了10所，二級“海洋學院”近50個，隸屬于中央各大系統的涉海科研機構約100個，大致估算，全職海洋科技人員超過15萬人，再算上地方的科研機構，我國海洋科技人員總量可能超過20萬。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擁有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學考察船隊，也擁有了以“蛟龍”號為代表的、國際水平的、系列化的深潛器裝備。當前，這支海洋科技隊伍基本達到了科研裝備世界一流、人員數量世界第一，但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缺少戰略科學家，甚至從事海洋戰略研究的專家學者也寥寥無幾！在全國范圍內，從事海洋戰略研究的全職科研人員充其量不過一兩百人，知名度比較高的戰略研究專家甚至都不超過個位數！這個“鳳毛麟角”的比例數字，相對于規模龐大的海洋科技專業隊伍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
正因為缺少戰略研究的支撐引領，缺乏戰略科技人才的超前謀劃，我國海洋科技事業在突飛猛進的同時，一批前所未有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一是海洋科技投入越來越大，但有效科研產出并不理想。我們在海洋領域的論文、專著、專利數量增長很快，但質量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遠遠不夠；二是海洋科研裝備越來越好，重大科學發現并不理想。我國擁有規模龐大的海洋科考船隊，擁有國際水平的深潛裝備集群，我們完成的環球調查航次越來越多，但缺少“世界級”的重大科學發現；三是學科分支越來越細，從業人員越來越多，但重要規律性的科學認識并不理想。海洋科研成績眾多，遍地開花，但沒有真正豎立起海洋科學的“大旗”，遠沒有達到整體上“國際領先”的水平，遠沒有建立起海洋科學領域的“領跑”地位。
因此，在“擁抱海洋世紀，構筑藍色輝煌”的新時代，中國海洋科學向何處去？如何把握未來海洋科學技術的發展定位？已經成為當前我國海洋科技事業的重要問題。這既是亟須研究的戰略問題，也是需要一大批海洋科技戰略家未雨綢繆、運籌帷幄的重大命題。
一、何為“戰略科技人才”
中華民族自古崇尚知識，尊重科學。古人早就認識到，人才必須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很早就提出了“德干才支、德本才資、德主才奴”的“人才觀”。古人也早就知道大學是為了“在明明德”“止于至善”，培養的人才如果有德無才，難以擔當重任，但有才無德，可能為非作歹。古人也早就明了學習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導致了格物致知、守正出奇的研究路徑，也提出了“博學之、慎思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方法。特別是古人早就有了“知行合一”的“學以致用”思想，“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也就是我們今天翻來覆去強調的科學與實踐相結合。由此可以看出，老祖宗對“做學問”的認識已基本涵蓋了“戰略科技人才”的內涵。
簡單回顧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第一個真正的“戰略科技人才”應該是北宋的沈括。他一生致學，可圈可點；半世為官，利國利民。一部《夢溪筆談》幾乎改寫了世界科技發展史。
沈括為官多年，不論官大官小，身懷報國之志，心系百姓疾苦，憑借掌握的科學知識，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為地方長官，他治理沭水，獲得良田7000頃；修筑蕪湖萬春圩工程，完成了《萬春圩圖書》；采用分層筑堰測量法，計算出從開封到淮河420公里高差63.3米，對汴河進行了科學疏浚。作為朝廷命官，他掌管郊祀事物，制定新禮儀，省費數以萬計。作為戍邊將領，他研發先進兵器，制造“神臂弓”，使北宋的兵器生產能力提高了幾十倍；他創造“九軍戰法”，實施“邊州陣法”，威名大振，兵不血刃直取浮圖三城；他抵御西夏，數度大捷，獲得“守安疆界，邊事有勞”的獎賞。作為欽命使臣，他出使遼國，依靠知識儲備，有根有據，不辱使命，達成以古長城為界，爭得國界外延30里，并完成《使契丹圖抄》。作為欽差巡察，他提出河北西路31條整改意見；他上書改革鹽鈔法、改革鑄銅法；提出“錢利于流”的建議。這些均得到朝廷的采納使用，為國家作出了重大貢獻。
沈括一生致力于科學研究，在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卓越的建樹，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夢溪筆談》內容豐富，集前代科學成就之大成，在世界科學文化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李約瑟博士曾把《夢溪筆談》譽為中國科學史的坐標，認為代表了當時科學技術的最高水平。日本學者三上義夫認為，沈括這樣的人物，在全世界數學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國出了這樣一個。
沈括博學善文，孜孜以求，無窮探究，幾乎是生命不息，學問不止。在“數理化天地生”各大學科領域均有超群的建樹，對人文、社會、經濟、農學、醫學幾乎無所不通。他的著述有22種，多達155卷。其中數學的“隙積術”“會園術”；物理學的“虛能納聲”“紅光驗尸”；化學的“膽水煉銅”“石油制墨”；天文學的“圭表測影”“十二氣歷”；地質學的“地磁偏角”和“延川石油”；生物學的化石分類、古生物探索；等等不一而足。一個學者在古代有其中之一就足以名垂青史了！而沈括堪稱集科學之大成。
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在人文科學領域也具有當時堪稱頂尖的學術造詣。譬如：在音樂領域，他著有《樂論》《樂律》《三樂譜》《樂器圖》；在醫藥領域，他撰寫《良方》《靈苑方》，發現了“藥石井”；在人文地理領域，他完成了《天下州縣圖》。
試想在“交通基本靠走、信息基本靠吼”的古代，在山路彎彎、口耳相傳的知識傳遞過程中，僅憑一己之力，如何完成這些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的鴻篇巨制？著實超乎人們的想象，但這就是戰略科技人才！這就是“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目前國際上智商測量都以愛因斯坦的大腦為最高標準，但在古代沈括的“頭腦風暴”可能不會低于愛因斯坦。
在今天，也不乏戰略科技人才的典型。譬如，眼下引起世界關注的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他年紀輕輕，近幾年竟連續出版了《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今日簡史》等三部書，從中可以看出他文理兼融、內外兼通、古今通達、邏輯縝密、思維超期，堪稱為國際上“有頭腦”的戰略科技人才。
在國內一大批科學技術“大家”，也都從不同側面展現出戰略科技人才的特點，他們從事的是重大戰略問題研究，討論的是國計民生的重大科學問題，關心的是未來科技人才的培育，探索的是可持續發展的共性緊迫問題。
二、戰略科技人才的特點
為何沈括可作為古代戰略科技人才的典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沈括？思考這些問題或許能為今天如何培養造就戰略科技人才提供借鑒。
首先是沈括自小志存高遠，報國情深。古人崇尚“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實際上就是上圖報效國家，下圖光宗耀祖；其次是自幼酷愛讀書，涉獵廣泛，博聞強記，通過讀“萬卷書”形成了雄厚的知識積淀；第三是“行萬里路”，由于種種原因，他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足跡遍及北宋疆域。他的中國萬里行，遠早于馬可波羅，更早于《徐霞客游記》。長途跋涉使他對祖國的大好河山深有感觸，對山川河流、風土人情了然于胸。再加上他善于觀察思考的天賦和敏于探索的科學興趣，自然會悟出許多規律性的認識；第四是他從業眾多，接觸面廣。既有朝廷安排，也有個人選擇，涉及許多行業，接觸不同階層。他既是策劃管理者，也是實際操作者，實現了思想認識與實踐檢驗的統一。
通過歷史上的沈括和現在一大批足以令人奉為楷模的科學家身上，可以看出，作為戰略科技人才往往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質。
第一是具有鮮明的國家民族意識。一般科學家忙于搞研究、做實驗、寫論文，容易形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但戰略科學家“懂政治”，顧大局，明白國家意志，了解國家需求，知曉大政方針。一般科學家高度關注自己的研究課題、自己學生的實驗，心里裝的是課題組和實驗室的科研任務，往往是“小團隊”的代表；但戰略科學家表現出大局意識，關注宏觀的學科布局，人才發展，甚至是整個學科或整個行業的科技進步和發展水平。一般科學家注重的是個人的科學興趣、科研水平和業務技能；而戰略科學家則更注重綜合素質，更注意個人的專業興趣服從于國家目標，個人的科學研究服務于國家需求。
歸根結底，差別在于如何理解和踐行科學家的責任和使命。科學技術的最終目的是惠及人民群眾。如果撇開國家目標，單純談科學是為了全人類，怎么理解不少中國的年輕學子，研究生畢業后一味地去“建設美國”，而美國政府和人民根本不需要也不歡迎中國人，因為他們害怕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可當年一大批“五四運動”的科技先驅，遠涉重洋，歷盡艱辛，為的是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其中大多數的目標是為了早日學成歸來，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
第二是具有良好的戰略思維習慣。一般科學家選擇研究方向，爭取科技項目，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業務專長和科研水平，其次是擁有的科研裝備和工作條件；而戰略科技人才首先考慮的是國家未來科技發展方向，中國在該領域的學術地位以及與國際技術前沿的差距。一般科學家凝練發展目標，確定奮斗方向往往是如何達到本學科分支的最高水平，以能夠在國內“占山為王”為莫大榮耀，非常不愿意甚至害怕別人超過自己；而戰略科技人才追求的是國家科技事業的發展、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和未來領跑世界的可能性，“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一般科學家往往習慣于知識獨占、數據獨享、設備獨有，往往表現為忙忙碌碌，急功近利；而戰略科技人才則多表現為知識傳授、數據共享、設備共用，往往表現得非常從容樂觀，幽默寬容。歸根結底，差別在于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個人還是國家，是眼下還是長遠！
戰略科技人才習慣于從雄厚的知識積淀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從分析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產生戰略性“科學思想”，集成各方面的科學思想就形成了“戰略建議”，提交相關決策部門采用，就形成了戰略計劃，進而變成了戰略行動。因此，一個戰略科學家往往是肚子里裝著“知識”、心里裝著“問題”、腦子里裝著“思想”，拿出來的是“思路”和“戰略”。
第三是具有文理兼通的知識積淀。一般科學家只明白自己的專業，只看重自己的專業，對別人的專業不感興趣，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其他專業領域的問題；而戰略科技人才對別人的專業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越沒去過的地方越感興趣，越不知道的專業知識越想了解。一般科學家只談自己的專業，譬如：研究海帶的科學家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什么會議，言必稱“海帶”，不僅對魚蝦研究不了解，甚至對同類的“紫菜”“裙帶菜”也缺乏研究；而戰略科技人才往往是“智者不夸其所長”，所關心的、想了解的、所議論的往往不是自己所學的專業范圍。一般科學家往往是學問越做越深，知識面越來越窄，形成了不可能隨著國家目標和社會需求改變研究方向的定局，所以突出表現為“博士不博”“專家太專”；而戰略科技人才則是學科融合、文理兼備、旁征博引、觸類旁通，能夠游走于不同專業之間，能夠在不同學科之間統籌兼顧、創新集成，以形成在不同學科領域都相互印證的“規律性”認識。當年中國工程院老院長宋健院士，自身的學術專業是自動化控制，但提出并牽頭完成了規模宏大的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例證。
自古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甚至是“人物一理”“人事一理”！從社會事物發展中可以悟出許多科學規律，從動植物身上可以揭示人體構造的功能，從自然界的形成演化中可悟出人類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經常會看到，許多大政治家、大企業家、大科學家，他們關心的問題幾乎是一樣的，他們的思想認識幾乎是一致的，歸結起來，往往是哲學問題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第四是具有創新“玄想”的特質。一般科學家思考問題容易順著自己的研究方向往下想，在自己專業知識、學術概念的框架內“一條路走到黑”；而戰略科技人才往往表現為“玄想”，特別明顯的“發散式”思維，甚至是“逆向”思維。一般科學家思考問題往往是一步一步“漸進式”發展，追求的是不斷加深與不斷增多；而戰略科技人才多表現為“跳躍式”思考，追求“突變式”進步，甚至是“顛覆性”思想，更注重“無中生有”或“有中生無”。一般科學家容易忙于追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提高，人家發表20篇論文，我發了30篇，人家測試了100個樣品，我測了200個；而戰略科技人才往往容易另辟蹊徑、獨樹一幟，甚至會“人家向東我向西”，人家“證實”我“證偽”。
在一些專家座談會上經常看到有些人容易牢騷抱怨，過去抱怨錢太少不夠用，今天抱怨錢太多不好使；過去抱怨領導“不管我”，今天抱怨領導“管得多”；但戰略科技人才則往往是滿肚子“正能量”，滿腦子“詩情畫意”，每天看到的是幽默樂觀和對別人的欣賞。之所以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特質，最根本差別在于追求的是“別人的尊重”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
三、加快培養和造就戰略科技人才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重新構建全球科技創新版圖，世界范圍內的人才競爭和創新要素流動日趨激烈。我國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和研發人員總量穩居世界第一，但我們最明顯的短板是缺少戰略科技人才。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是發展的第一資源，而戰略科技人才又是重中之重的優質資源！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世界科技強國，關鍵是要打造一支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戰略科技力量。這支科技力量的核心是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己任的戰略科技人才。這些戰略科技人才有思想、有情懷、有責任、有擔當，能夠堅守國家意識、科學精神、人民宗旨，自覺將科技事業融入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中。
一是打造“高素質”的戰略科技人才。戰略科技人才最突出的標志是具有很高的綜合素質。自古“成小事靠業務技能，成大事靠綜合素質”。培養戰略科技人才不是聚焦那些高分低能的“尖子生”，也不是滿頭“光環”和帽子的“著名學者”，需要在大學以及研究生階段大幅度強化素質培養，包括道德品質、人文素養、科學精神、創新能力等各個方面，培養目標是高尚的人格品行、雄厚的知識積淀、強勁的創新能力、敏銳的問題意識、良好的科研道德。而眼下“唯論文、唯學歷、唯職稱、唯獎項、唯稱號”等一系列流行做法嚴重阻礙了戰略科技人才的成長。甚至就是簡單地獲批了一個青年基金課題，也成了“杰青”“優青”等光榮稱號，幾乎是一夜之間造就了一批“杰出青年”，而且一次獲得終生榮耀，在各種選拔中“百用不殆”。各地各類“人才計劃”數不勝數，江河湖海、山嶺峰巔都可以因地制宜地用來命名所謂“人才計劃”。隨便挑一個省的人才計劃總數都足以超過全世界的總和！由此帶來的是科研浮躁、急功近利、成績浮夸、拔苗助長。各類計劃層層拔高，使本來很優秀的青年人才變得“一切向錢看”，再也不甘于坐冷板凳。看看世界上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哪一個頭頂著“人才計劃”的光環？中國的屠呦呦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獎，關鍵是幾十年如一日默默無聞地探索，就人才“帽子”來說，她簡直是個“三無”產品！
二是打造“懂政治”的戰略科技人才。戰略科技人才必須“懂政治”，這是與一般科學家的最顯著區別。所謂“懂政治”不是掌握多少政治理論知識，更不是背誦很多政治概念術語。最主要的體現是能夠自覺地把個人的科學興趣、知識積累、業務專長、創新才能服務于國家發展目標。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民族振興意識是對戰略科技人才的第一要求。需要下大力氣教育引導學有專長的廣大科技人員，自覺遵循政治建設規律，以科學理性的態度認識“懂政治”的重要性。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在思想和行動上自覺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自己有限的知識才能奉獻給偉大的祖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添磚加瓦，而不辜負黨的關懷和人民的哺育！要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引導廣大科技人才弘揚愛國奉獻精神，不斷增強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當前最需要高度關注的是那些幾十年如一日，默默無聞，安心國內科研工作，“做驚天動的事、當隱姓埋名人”的專家學者，這是戰略科技人才的主要來源。
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戰略科技人才。但戰略科技人才必須是忠誠黨的科技事業，以祖國需要為第一選擇，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無私奉獻給中華民族振興事業的科學家，而不是習慣于見異思遷，好高騖遠，“哪里有好處哪里有我”，靠飛機票造就的“名牌專家”！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又紅又專”，叫響“黨員專家”品牌，讓黨旗在科研崗位上閃光。
三是打造“前瞻性”的戰略科技人才。戰略研究不是回顧過去，總結成績教訓，而是科學預見，勾畫未來。因此，戰略科技人才必須突出“前瞻性”素質。國家創新發展需要一大批思想新穎、把握前沿、勇于開拓的戰略人才；需要一大批具有原創思維方式，敢為天下先的先驅性探索者；需要一大批能夠離經叛道，逆向思維，具備顛覆性創新精神的“科學怪才”。我們今天有能力站在世界地圖下，縱論國際技術前沿，凝練國家戰略目標，加強前瞻部署，強化科學預判和技術預見。過去我們習慣于“跟跑”，以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為榮耀，今天我們必須考慮“領跑”，在某些領域率先實現“新的跨越”，這既需要未雨綢繆的戰略研究支撐，更需要前瞻性的戰略科技人才引領。
前瞻性的戰略部署來自前瞻性的創新思想。而創造思想、解放思想、踐行思想是永無止境的目標，是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是民族振興的關鍵所在。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偉大民族才能產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會產生偉大的民族振興，一個偉大思想指引的政黨才會永葆青春！
四是打造“學識廣”的戰略科技人才。文理兼通、學科融合、博聞強記、勤學好問是戰略科技人才的特質，更是當前培養戰略科技人才的共性問題。學科分支越來越細，知識層面越來越窄，自認為研究越來越深，實際上是越來越變成“管中窺豹”。名牌大學校長當眾念一些低檔的錯別字，知名教授對中國歷史年代分不出先后，在媒體上屢見不鮮。特別是今天“手機上全是信息，肚子里沒有知識”，微信時代的便利以“犧牲思想、丟失靈魂”為代價！一大堆“謠言化、商業化、碎片化、重復化”的所謂信息破壞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形成了 “有文無化”的文化沙漠。君不見許多“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科技會議上，不論是博士后出站，還是項目論證，最后評委花時間最多的往往不是對內容有不同意見，而是用在文字修改上。一篇簡單的結論性小短文，經過了多位博士、教授的修改，居然經常是文法不通、詞不達意，而評委們需要逐字逐句討論訂正。
科學研究聚焦于揭示自然規律，解釋自然現象，但規律性認識是普適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能在相關學科都得到“證實”和“適用”的。一旦有一個學科或在某一方面被“證偽”，就不能稱其為“規律”。作為戰略思想具有引領未來的重大意義，必須在相關領域、相關方面得到“正反饋”，能夠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如果一旦在某一方面造成“負面影響”，那也就不能稱其為戰略思想。
五是打造“謀大局”的戰略科技人才。戰略科技人才必須具有鮮明的大局意識，習慣于從戰略層面、從宏觀層面考慮問題。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如果僅僅關注一個“卒子”，就不可能理解“丟卒保車”的大局。我們科技人才力量雄厚，其中不乏占山為王的“將才”，但我們更需要總攬全局、把握未來的戰略科學家。如果只顧在自己學科領域越走越遠，只認為自己的研究重要，很容易形成“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如果善于從戰略層面、全局層面、宏觀層面認識問題，就會“登泰山而小天下”。
譬如說，海洋科學面對的是一個地球上最復雜、最龐大、最特殊的自然系統。國人自古推崇“經國濟世”，實際上“經國”充其量只能“濟國”，因為全世界所有國家的面積加起來都不及海洋的一半，所以只有經略海洋，才能真正“濟世”。
世界上的海洋是連通的，海水是流動的，全人類擁有同一片海洋。如果僅僅局限于很窄的學科領域，幾乎難以解決海洋的任何問題。例如，一次海嘯往往造成幾十萬人死亡，但哪個學科能獨立預測預報海嘯？海洋中海水與大氣交互界面的“海氣相互作用”、海水與海底交互界面的“水地相互作用”、海水與陸地交互界面的“海陸相互作用”，都是學科交叉融合的重大科學問題，都需要謀大局的戰略科學家，需要戰略研究的指導引領，需要從國家意志出發篩選研究課題。有些特別重要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甚至需要沿海各國的共同努力。只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海和諧，才能真正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摘自《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