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那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學會西方先進國家的理論，拿來推行，就能夠取得發展和轉型成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幾十年的實踐證明， 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以我的專業領域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應取得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自主追求現代化之需，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的子學科。第一波思潮是盛行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結構主義，強調市場失靈，主張以政府主導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政府失靈，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二戰結束至今已70余年，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至今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水平。少數幾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東亞經濟體所推行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結構主義角度來看恰恰是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我國改革開放以后以漸進雙軌方式轉型，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如果從新自由主義視角來看卻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西方主流理論總結于發達國家經驗，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完全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拿到發展中國家來運用，必然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局限性。在現代化、全球化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照搬發達國家的道路、理論、文化亦不可行，學習參考他人要建立在對自己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具有高度自信的基礎上。
文化復興是一種文化自信，它意味著文化的綿延不斷。中國文化何以幾千年綿延不絕？首先，需清楚何為文化。我傾向于使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定義，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層次，即生產、生活工具；組織層次，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組織；精神層次，即倫理、價值取向，等等。五千年來，器物層次和組織層次的中國文化都在發生變化，但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體系始終綿延不斷。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都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延續的體現。
面向未來，伴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潛力不斷釋放，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統之一的中華文化，能否與經濟基礎發展相適應并不斷演進，進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器物、組織、精神三個層次自洽的文化體系？答案是肯定的。當西方還是封建社會的時候，中國就已是一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在歐洲中世紀，農民是半農奴，依附于土地，而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已經有相當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商品市場也頗為活躍。可以說，中華文化以及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跟市場經濟體系是共容的。
從文化自我更新的角度來看，中華文化既能適應經濟基礎不斷提升、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斷變化，又能保持其精神實質，并以相應形式與變化相呼應。以儒家為例，孔子所以被稱為“圣之時者”，是因為他總是能夠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選擇的，他把過去的經典按照時代需要給予了創新性整理和詮釋，正所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后儒家文化吸納了佛家文化的內涵，發展為宋明“理學”和“心學”，以儒家文化為重要傳承內容的中華文化有能力隨著時代而調整、創新。這一點也可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得到證明。
文化包含多個層面，當一個文化體跟另外一個文化體碰撞時，就會有強勢弱勢的差別，其決定因素在于經濟基礎。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經濟基礎完全有可能不斷提高。而且，只要有意識地實踐、倡導，中國文化也有能力保持其核心倫理價值取向，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進行上層建筑的創新。
今天，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地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不僅會繼續保持經濟的穩步發展，而且會將中華文化發展為當今世界的先進文化之一。除中國以外，世界上還有6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有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夢想和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不僅是中國夢實現，還因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條件相似，來自于中國復興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很有可能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為人類不斷貢獻其理論創新與文化自信的力量。
林毅夫，1952年生于臺灣，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專職副主席。2008—2012年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膺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及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從西潮到東風》《本土與常無》《中國的奇跡》等20余部。
摘自《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