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智能化發展依賴市場力量也許比依賴產業政策更為合理，產業升級最本質的需要還是企業家精神。”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董志勇近日在第二屆北大創新論壇上如是說。
政府的“手”是有形的，更是有限的。董志勇表示，市場經濟的良好發展，需要政府的合適引導，政府應當在最需要行政效率的政策上施加影響力。學界和產業界歡迎政府針對智能工業和產業升級的頂層設計制定相關政策，但不宜死守計劃思維進行探討和決策。
當前，在全球分工競爭合作的大背景下，國家經濟競爭力幾乎等同于一國的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由于智能工業具有產業靈活多變、要素專一性高等特點，依賴市場力量也許比依賴產業政策更為合理。
提高全球價值鏈排位
近年來，關于全球價值鏈的研究迎來了爆發。全球價值鏈是一種產品從設計環節到最終報廢的整個生命周期中創造價值的全部活動的組合。
在全球價值鏈下，單個產品拆分為各個工序在全球之間分工生產，企業直接面對面地進行全球范圍內的競爭與合作。可以說，一個國家的制造業的競爭力幾乎完全可以被該國位于價值鏈上的跨國企業競爭力來代替。
“這種以產品為中心軸的跨國性生產組織活動，非常重視產品鏈上的增值環節，同時也很看重價值鏈中各企業之間的互動與利益分配。”董志勇說，“一國在價值鏈上排位越高，希望獲取的附加值就越大，有且僅有靠提升制造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來實現。”
那么，如何提高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排位？工業智能化是一種可選路徑之一。董志勇表示，隨著人力資本價格的進一步提高，產業升級需要進一步優化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組合，發揮組合的最大優勢。工業智能化能極大地發揮生產的規模效益，迅速提升全球價值鏈排位。正因如此，當下全球范圍內正掀起一場工業智能化革命。
科技部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司副司長楊咸武表示，現在制造業發展一個最重大的趨勢就是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同時也延伸出一些新的需求，例如生產高度自動化、產品個性化、經營管理精細化等。
楊咸武表示，我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技術的重要裝備產品，涌現出一批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世界級制造企業，制造業領域申請專利科技創新也非常活躍，初步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
“我們將來的工作著力點應該放在：攻克關鍵技術，研制重大系統和裝備，打造一批智能設備、智能生產線、智能工廠、智慧企業等不同層次、不同行業的示范上，形成可復制的解決方案，培養一批技術集成服務商。”楊咸武說。
要做“聰明”的企業
在工業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長楊學山看來，工業智能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企業必須要有兩種能力，一是工業能力，二是信息化能力，更重要的是將兩種能力融合。智能制造或工業智能是工業發展綜合能力的體現，是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果，要把建設企業高質量數據鏈放在突出位置。
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賀志強對此就深有體會，“過去這么多年，聯想集團在數據智能驅動產業變革的實踐過程中，深刻意識到大數據、數據智能帶來的產業影響是巨大的。”據他介紹，聯想還制定了“三波戰略”，在鞏固原有的PC業務的同時，大力發展數據中心業務和數據智能服務平臺，并且將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設備+云”“基礎設施+云”戰略作為聯想在未來持續保持競爭力的核心。
“數據智能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核心，數據本身蘊藏著無限價值，企業必須構建實現數據智能的路徑，這就是企業轉型升級的核心。”聯想集團副總裁、首席研究員田日輝從聯想自身實踐的角度表示，上述核心表現為兩個層次：一是把數據以最高效的方式整理組合起來；二是以敏捷的方式挖掘它的智能及這些數據本身的價值。
目前，聯想大數據團隊已經構建了統一的數據平臺和分析平臺，服務包括鋼鐵、汽車、金融、醫藥等行業的眾多客戶，同時對數據的價值挖掘真正提高了企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
“未來的發展，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人的連接，也包括物的連接、物聯網世界的連接及連接帶來的大數據，大數據帶來的數字智能，這將對所有行業產生深刻影響。”賀志強肯定地說，“未來能真正生存的企業一定是深刻認識到數據智能、工業智能會帶來變革和效率，并把它們用到極致的企業。”
在楊學山看來，聰明的、有遠見的企業都在規劃信息的積累，甚至在搶信息，把生產線、產品服務都變成企業的信息能力，再改造成為企業發展的能力。
如何成為聰明的企業？楊學山提出“五部曲”：生產過程的智能、管理過程的智能化、企業整體智能、供應鏈的智能、生態鏈的智能，而在上述路徑中還有三個必要條件，就是技術基礎、管理基礎和市場競爭。
須順應市場的力量
為推動制造企業智能化轉型，國家也出臺了很多扶持政策，但董志勇強調，在市場能很好發揮資源配置功能的地方，政府應該放手，給市場多一些活力。
“產業政策需要的是順應市場，而非改變甚至扭曲市場，因為市場前進的方向是被產業不斷升級創新的焦點所引導的，而后者往往是難以預測的，這才是創新最本質的定義，一定不要迷信產生政策的作用。”董志勇說。
在董志勇看來，政府和市場二者存在界限，在各自領域發揮正確價值，各司其職，共同推動經濟發展。這一界限在智能工業與產業升級的問題上同樣適用，在確立好了發展方向和發展綱領后，政府需要給予市場的主體，也就是制造業企業足夠的靈活性，要它們彼此競爭，同時也參與世界范圍內的競爭。
董志勇表示，經濟現實的復雜程度使得產業政策的效率在自然地降低。既然如此，在全球生產網絡的大背景下，要尋求競爭力的提升，還是需要依靠市場主體來發揮作用。
“一定程度上，市場力量的良好體現就在于企業家本身的特質上，需要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董志勇稱，現今經濟復雜程度之高、經濟運行主體之多都使得既定的經濟或者商業邏輯每時每刻都在發揮著巨大的變化，那么應對的策略自然也要求高頻和靈活，以往的寄希望于躺在優惠政策上睡大覺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近年來，杭州通過海外人才、高技能人才引進政策，對省外人才的吸引力在顯著提升。在董志勇看來，這些都是順應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良好結果，深圳同樣具有這樣的特點。
“我們歡迎政府針對智能工業，針對產業升級進行頂層設計，但是我們反對政府對于這一領域，尤其是其中部分技術性環節的過度干預；我們歡迎政府制定順應市場力量的產業政策，這樣更加凸顯市場主體的行為，但是我們反對阻礙市場自由，扭曲激勵，甚至產生尋租套利空間的產業政策；我們歡迎秉承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智能工業和產業升級建言獻策，但我們反對抱著某些所謂的信仰，死守著‘計劃思維’進行探討和決策。”董志勇最后表示。
摘自 中國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