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學術生活正被根本性改寫
大學的質量是近幾十年來高等教育越來越受關注的問題——全球大學排名和各種科研評估作為質量保障的替代方式引起了政策決定者、大學管理層、學者、學生、家長乃至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這對孿生的質量評估系統被視為服務于“組織效能”“質量控制”“透明工具”“審計文化”或“問責運動”。它們被認為由政府問責、質量認證和商業排名等合力所致，通常被用來界定優質高等教育、知識創新體系，甚至世界一流大學等。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必須關注一個關鍵的問題，這就是：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在如何影響不同環境下大學的使命和格局？這一疑問還衍生出如何排名、為什么排名、實質上排名什么等一系列的問題。
最近的研究文獻顯示了兩種對比鮮明的場景。
一種是一些研究者發現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具有積極的效應。例如，排行榜和評估體系有助于“院校的質量和管理效果”。類似的結論是，全球排名給大學施壓，促使其變革和建立有效的質保機制。量化指標被認為是一種透明的理性工具，對研究型大學設置“更大的目標和更高的標準”具有正面影響，促使大學參與到追求更高質量的全球競爭體制之中。
然而，與此同時，另一種在國際學術界也占據著討論的主導位置，即認為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給大學帶來了負面影響。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泰瑞?伊哥頓教授觀察到，英國大學體系中存在大量的拜占庭式官僚主義——年輕教授屬于苦力、校長相當于首席執行官、資深教授是高級管理人員，大學校園里，包括牛津和劍橋，彌漫著唯審計和問責是瞻的風氣，似乎人文學科將在這種災難中徹底死去。
無獨有偶，東亞的大學對此也不遑多讓。臺灣政治大學的周祝瑛教授以“SSCI綜合征”來批評大學在名利場中樂此不疲的泛濫趨勢。大阪大學石川真由美通過對日本研究型大學的研究，分析了全球排名對本土學術的威脅。她的結論是：對排行榜的運用無法解決在知識追求國際化的同時達到提升學者個人表現的真正需要，也無法確保不同年齡階層的學者之間的公平，反而造成了英、美學術圈主導世界知識話語的趨勢。最近更有拉美學者通過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對學者的工作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沒有人能逃避“標準化”“商業化”和“同質化”等的控制。
總之，各國的大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所主導。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知識探索和轉移被狹隘化為可量化的細小指標，科研成果被各種評價體系所左右。大學老師的學術生活被根本性改寫，科研人員疲于應付各種量化考評，結果導致大學原有的使命被顛覆，排行榜和評估指標被奉為圭臬。
全球排名、科研評估如何影響大學——中國內地、中國香港、日本和美國的案例比較
運用目的性抽樣策略，課題組確定了中國內地（TCU）、中國香港（THKU）、日本（TJU）和美國（TUSU）四種不同環境下的研究型大學為案例，進行量性和質性數據采集，質性數據以訪談為主。通過多案例的國際比較，來觀察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給大學帶來的影響，以及對大學的不同影響。
科研GDP？
四所案例大學都對科研極為重視。大多數被訪談者認同科研是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使命。幾乎所有的被訪談者都觀察到他們各自的大學在很大程度上都被這個核心使命所驅動。例如，中國內地案例的王教授（化名）最近從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所長位置退休，但是仍然作為學校的榮休教授在繼續工作。作為高等教育的資深科研人員，他認為“大學應該遵循自身的本質特點……是研究和探索真理的地方”。與教學和服務社會相比，他堅持認為研究是大學的第一要務。其他三個案例的資深教授也毫無例外地持有類似的觀點，把科研看作是全球化時代大學使命中的第一要務。這一認識反映了大學對科研成果GDP的過高期待，這些期待導致了大學機構的科研化現象。
雖然本研究的參與者都觀察到了科研GDP在他們各自大學中的重要性，但這四個大學系統的制度環境并不相同。例如，中國內地案例的被訪談者認為科研不僅僅是他們院校的使命，還是社會發展和全球化進程中國家競爭力的體現。日本的案例也展示出這種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對科研GDP的競爭心態。中國香港的案例同樣表明，科研有助于提高大學的全球地位，以及香港轉型為亞太地區甚至國際性的高教樞紐。
然而，美國的案例卻給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美國學者普遍認為，科研只是大學和學者分內的工作，跟社會乃至國家的發展并無直接的關聯。換句話說，美國學者質疑“科研就是一切”的偏激式做法。
為評估而科研？
科研GDP的首要性以及對科研成果常規性、制度化的評估給大學帶來了多重壓力。通過四個案例的比較，可以看出這些影響在不同系統里的諸多異同。
如圖一的量性數據所示，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四所大學的教育政策學系和人類學系在科研成果的產出方面具有共同的特點。這20年間中國內地案例的人均科研產出最多，大約人均2.3篇期刊論文；日本緊隨其后，約人均2.2篇。與此相比，中國香港和美國則存在較大的差距，分別只有1.5篇和1.2篇。從人均科研產出的絕對數量來說，四個系統中美國墊底，屬于最低效的科研系統。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論，這一發現從側面證實中國的大學在近年來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的壓力最大。
加入時間因素之后分析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香港是四個大學系統中人均科研產出增長最為迅速的，人均發表期刊論文的數量從0.8增加到1.5，增速達到220%。由此可見，香港的大學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的影響最為急迫，隨后的則是中國內地和日本。比較而言，美國則再一次成為最少受到影響的大學系統。
究其原因，這可能與科研評估的常規化機制有關，如香港特區政府大學資助委員會數年一度的研究評估（RAE）、中國教育部常規的本科教學評估和一級學科評估，以及日本大學改革、支援和學位授予局（NIAD-QE）六年一度的院校評價等等。大學普遍受到的威脅是每次科研產出的評估結果與大學的年度公共預算相掛鉤。相對而言，美國的大學并不受聯邦政府的約束，也沒有全國性的政府評估，所以受到的壓力最小。
科研國際化還是本土化？
大學對科研GDP的過高期待并非大學教師所受到的唯一壓力。學術成果在什么樣的（國內還是國際）期刊上發表也變成大學急功近利的訴求。通過研究這兩類期刊論文在時間上的變化可以加深對這一現象的理解。這種變化也反映了研究型大學的一個國際性趨勢——它們是如何應對由全球排名來衡量科研成果的國際競爭？
如圖二的量性數據所示，在四所研究型大學里，期刊論文的國際性語言發表和本土語言發表之間的總體比率從1993年的0.17躍升到2013年的0.33，總增長率是92.6%，其中中國內地、中國香港、日本的大學貢獻率是100%。這一發現表明，東亞研究型大學科研成果的發表已經迅速向所謂以英語為主的國際期刊轉移。
中國香港的大學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在過去的20年里，香港案例受到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的壓力最為緊迫，英、漢語科研成果之間的比率從1993年的1.25躍升至2013年的4.25，增幅達3.4倍之多。同時，總體上國際性語言和本土語言之間比率最高，達到了1.49，遠超中國內地、日本的0.06和0.04。就科研成果的發表而言，香港的大學在四個系統中國際化程度最高。這一發現也間接證實香港高校科研人員具有最高的國際化水平，但就本土化而言則最低。美國案例則與香港恰恰相反，國際化程度最低，本土化程度最高。
大學正處在危機之中——研究發現和政策啟示
課題對四個大學系統的研究有如下主要發現：
發現一：中國內地大學的人均科研產出最多，日本緊隨其后，美國墊底。
發現二：中國香港的大學最國際化，美國最本土化。
發現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香港的大學人均科研總量增速最快,中國內地和日本相若，美國最慢。
發現四：大學教員的科研化和學術生命的急劇異化已經成為世界性趨勢。
課題研究結論及政策啟示：
在全球化時代，大學正在經歷急劇的變革。在短短的十來年里，全球排名和科研評估已經絞合成勢不可當、無處不在的強大專政體制，系統地控制了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生態，越來越多的大學正不斷淪陷為發表論文尤其是英語論文的量產工廠，教育和社會服務的人文功能日漸異化。美國學者大衛?珀斯特指出，科研人員的壓力不斷增加，但是他們的創新能力卻因此而日漸萎縮。
全球大學排行榜和科研評估體系很大程度上來自新管理主義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濫用。它們極大地狹隘化了大學的傳統使命，綁架了院校個性化發展的機會，粗暴地掀起了知識量產、校際攀比，甚至國際競爭運動。更有甚者，這一全球性的專政現象弱化了大學的本土性及個性，扭曲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直接導致了教學和社會服務等功能的邊緣化。就國家的宏觀政策和院校的發展策略而言，深切而充分地認識到這些危機是扭轉這一不良趨勢、促進大學本土化和個性化健康發展的緊迫任務。
質性訪談：如果落后了，我肯定會丟掉工作
與量性數據相一致，質性數據進一步證實了前述發現。此外，資深與年輕教授受到的壓力很不相同，在這四個大學系統中普遍地、一致性地存在。資深教授在各自的大學系統中有著長期的積累，雖然未必一定有很多被現行評估指標認可的科研成果——這些苛刻的評估體系在20年前還不存在，而那時他們已經獲得終身教授——現在他們感受不到學校施加的科研壓力。
年輕科研人員的境遇則完全不同，尤其是女性學者。山口是年輕的人類學講師，30歲出頭，至今單身。她的自我表白很有代表性：
我必須專注于科研，以便在未來幾年可以發表更多的文章，否則我將會失去在這所大學的職位。工作競爭非常激烈，學校對每個人的期望都非常高。如果落后了，我肯定會丟掉工作。因此我的個人生活只能簡化為這樣：每天早晨6點半從租住的公寓到辦公室，晚上很晚才回去，有時候甚至到半夜。我很幸運我從家到上班的地方不是很遠，只有不到一小時的路程。
我很清楚就我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來說，這不是一場簡單的游戲，尤其對女性來說。在SSCI這樣的期刊上發表一些體面的文章將會是好事，但非常難。英語不是我的母語，用英語寫作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毫無疑問，發表英語文章會使我在學校里有更大的競爭力和職業安全。所以我必須盡最大努力去克服這一困難。當然我不是唯一擔憂這個問題的人。
嚴格的科研評估體系不光真切地威脅到年輕教員的學術生命，還在實施過程中異化出一種對科研人員器物化的大學文化。一位年輕的中國香港助理教授這樣描述她所體驗到的壓力：
香港教授們的工資待遇是全球最高的。大學必須通過教授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現來接受政府和公眾的問責，這給我們施加了極大的壓力。一種奇怪的績效代表一切的心態如同幽靈一樣蔓延在大學里。也就是說，如果我的科研產出達不到大學的期望，那么大學就可以輕易找到別人取代我的位置。這讓我覺得大學并不珍視我。
美國的年輕教授們相對幸運，因為美國的大學沒有全國性的硬性科研評估指標。他們反映自己在科研上的自由度較大，雖然仍有申請終身教職時所經受的壓力。
摘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