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也很有希望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這個時候過度看空、看衰中國經濟是沒有依據的。
必須高度警惕、及時糾正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危害，把資源盡可能地引導到促進創新、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要給地方和基層以更大的創新試驗空間，鼓勵形成各有所長、特色鮮明的創新模式。
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
“十三五”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沖刺期，從長期經濟發展階段看，也是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轉型的關鍵期。轉型進程如何，關系到2020年發展目標的實現，更對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影響重大。
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著大的下行壓力，“底”在何處，從高速增長回落后的前景如何，是“十三五”時期直接面對的重要問題。
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直觀地看，是從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到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長，背后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體制政策體系的系統性轉換。從大的增長過程看，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長的平衡轉向中速增長的平衡。這一平衡的實現將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從需求側看，高投資要觸底；二是從供給側看，去產能要到位；三是從中長期看，新動能要形成。
在經歷了六年多的增速放緩后，上述三個條件正在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資的三大需求（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出口）正在趨于穩定；去產能有所進展，工業品出廠價格開始反轉回升；盡管新增長動能在規模上無法完全對沖舊動能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長質量效益、擴展發展空間上呈現出好的勢頭。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也很有希望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這個時候過度看空、看衰中國經濟是沒有依據的。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兩年成功觸底。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V型或U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下降了，穩住了，進入L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速增長平臺。從國際經驗看，這個平臺有可能穩定五到十年甚至更長一個時期，從而為我們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更長遠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固基礎。
質量追趕階段要更多依靠創新發展
從高速增長轉到中速增長，這個中速增長期如何定位，在中長期增長過程中處在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時間分布來說，中速增長期大體上處在高速增長期結束后與成熟增長期到來之前的區間。這里所說的成熟增長期，是指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已經達到的增長階段。我國目前人均GDP約8000美元，美國人均GDP超過50000美元。從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約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一。如果要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趕還是要完成于中速增長期。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數量追趕，進入中速增長期后就主要是質量追趕。
與數量追趕期相比，質量追趕期的一個特點是外在的變化趨緩，追趕難度加大，主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在數量追趕期，一個地方（比如某個城市）幾年或者幾個月就會面貌大變，堪稱日新月異。而到了質量追趕期，幾年過去了，可能表面上都看不出有多少變化，變化的內容主要放在了內在品質的提升、關鍵技術的突破上，這需要很大的毅力和耐性才能夠完成。
更重要的是，質量追趕與數量追趕相比，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將有很大不同，因此更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我國不同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著較大的生產率差異，這一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的問題仍然存在，其根源就在于行政性壟斷導致的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來糾正資源錯配，會在“老經濟”中釋放出規?？捎^的新需求，特別是會增加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資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收益，化解潛在風險。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潛力最大的領域。
二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包括發展新興產業（如與制造業升級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如用機器替代人工），更多的則是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如由低端制造轉到高端制造，加大設計、研發、品牌等元素的比重）。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以及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水準；將從行業標準到工匠精神等各個層次全面推動精致生產的制度和文化建設。
三是加快創新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區別在于，產業升級中的大多數內容，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們也要跟著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趕的含義；而創新則是從無到有，我們與發達國家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創新必須經歷一個試錯過程，因而不確定性顯著加大。之所以強調市場在創新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讓更多的人參與創新，提高創新試錯過程中的成功概率。進入質量追趕階段后，對創新的依賴逐步加大。創新是否足夠活躍，特別是創新成功的概率是否足夠高，是能否實現質量追趕階段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因素。
加快創新發展需要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201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曾提出，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一是市場要活，二是創新要實，三是政策要寬。在供求關系日益復雜、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背景下，我國涌現出的很多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往往不是政府發現和培育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技術是難點，但更難的是對市場需求的理解，這是一個需要探索和試錯的過程。如何促進這一過程科學有效地實現，我認為應著力關注并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在尊重創新規律的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由于創新與模仿的實質性差異，政府必須由以往居高臨下地指定技術路線、搞規劃，轉向遵循創新規律營造創新環境，讓市場真正發揮基礎性作用，從而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在這方面，政府應當更加“聰明”地發揮作用，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使他們能夠有長遠打算；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吸引創新要素的聚集和優化配置；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改革教育與研發體制；深化金融改革，為創新提供全鏈條的金融支持，等等。
第二，抵制各類經濟泡沫的誘惑和干擾，使資源更多地流向創新活動。盡管我國的服務業比重超過了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創新活動的重心所在，今后仍然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創新驅動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服務業中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吸引大量資源脫實向虛，直接削弱創新發展的能力，同時導致金融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的發展環境。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及時糾正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危害，把資源盡可能地引導到促進創新、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第三，切實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鼓勵地方的創新競爭。創新要素是流動的，那些能夠吸引到更多創新要素的地方，才會擁有更多的創新成功的機會，所以才會有大量的創新出現在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的現象。但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并非人為指定的，而是在競爭中形成的。地方之間的競爭是我國以往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今后應讓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之間競爭的新元素，由以往的GDP競爭轉變為形成創新中心的競爭。進一步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各類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臺，發現人才、用好人才。要給地方和基層以更大的創新試驗空間，鼓勵形成各有所長、特色鮮明的創新模式。
摘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