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標志的第一輪經濟轉型，推動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完成了從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換，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發生變化，拉開新一輪經濟轉型序幕。成功完成新一輪轉型，關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而使中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換。新一輪轉型需從哪些維度展開？如何看待當前經濟表現？轉型的核心環節在哪里？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
記者：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去年我國經濟增速逐季下滑，PPI同比40多個月下降，且跌幅較大，但一些結構性指標出現明顯改善。如何看待目前經濟表現？經濟增長達到均衡點尚需哪些條件？新一輪轉型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王一鳴：改革開放第一個30年，中國推動務實有效的市場化改革，在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少、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起飛”。1979至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左右，增速明顯高于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也高于國際組織的預期。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完成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長發生階段性變化，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從年度增長率看，2007年經濟增長14.2%，2015年增速與之相比下降了一半。這一輪經濟增速放緩是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結構性因素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經濟增長發生階段性變化、由高速增長轉換為中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經濟增速放緩的結構性因素表現在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支撐要素驅動增長的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原有的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模式已難以持續。2012年以來，中國16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量逐年減少，當年減少205萬人，2013年減少244萬人，2014年減少371萬人。人口撫養比呈逐年上升態勢，儲蓄率和投資率趨于下降。這樣，勞動投入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而放緩，資本投入隨著人口撫養比提高和儲蓄率下降而放慢，在要素生產率沒有明顯提升的情況下，經濟減速就難以避免。與此同時，依靠資源和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環境容量也難以承受，生態環境硬約束不斷強化，
從國際經驗看，一個經濟體在經歷了一個時期高速增長后，勢必會出現經濟減速的過程。利用麥迪遜數據庫對高速增長國家經濟減速時的人均GDP區間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經濟體增速急劇放緩出現在4000至15000國際元之間，約占全部經濟體的四分之三。根據麥迪遜數據庫，2010年我國人均GDP為7371國際元，2015年約11000國際元，正處于減速的高概率區間。與此同時，我國與國際樣本也有偏離。絕大多數經濟體在高速增長后的第四個十年，增長率都低于4%。我國改革開放后高速增長已持續30多年，目前仍保持7%左右的增速，增速明顯高于一般國際樣本。這與我國區域增長的梯次推進是分不開的，東部沿海地區減速，但中西部地區提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東部增速放緩，但由于東部地區經濟體量大，中西部地區經濟提速還不足以完全對沖東部增速放緩，全國整體經濟增速還是放緩了。
2010年2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在波動中下行，到2015年1季度已持續20個季度。經濟增長要達到均衡點，仍需滿足一些條件。從需求側看，投資增速要逐步見底。目前，制造業投資受產能過剩影響，增速仍有可能放緩，基礎設施投資隨地方融資平臺融資渠道受限，增速還可能放緩。從供給側看，要形成有效化解過剩產能的機制，使過剩產能得到“出清”。從增長動力看，新動力要成為主導力量，有效替代舊動力的衰竭。經濟增長逐步達到均衡點的過程，也是新一輪轉型深入展開的過程。
記者：實現新一輪轉型應圍繞哪些維度展開？如何處理好速度與轉型的關系？轉型的核心環節在哪里？已取得了哪些進展？
王一鳴：新一輪轉型的核心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從規模速度型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增長。從宏觀意義上講，“質量”就是要素生產率，“效益”取決于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在經濟增速放緩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產率，才能有效對沖勞動力成本上升，投資的邊際產出才能穩定增長，企業才能保持或接近過去高速增長時期的盈利水平，積累的泡沫和風險才能得到有效釋放，資源環境壓力才能逐步減緩。因此，提高要素生產率，實現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的躍升，應是新一輪轉型的主旋律。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效增長，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建立在新的增長動力基礎上、有別于傳統增長方式的速度。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換擋中出現慣性下滑，就很難止住甚至可能出現失速局面。速度過低，風險就可能集中釋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業也難以增加研發和創新投入，市場和社會預期會發生明顯變化。今后一個時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長速度，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在增長動力和發展方式轉換基礎上實現中高速增長，在經濟穩定增長中逐步化解過高的杠桿率，在穩增長和降杠桿之間取得平衡。
新一輪經濟轉型需要從多個維度展開，包括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升經濟增長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含量；推動產業提質增效升級，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釋放內需潛力特別是消費需求潛力；推進綠色低碳發展，有效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排放強度；深度參與和融入全球經濟，培育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成功完成新一輪轉型，關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而使中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換。
從近兩年情況看，新一輪轉型已經展開并取得積極進展。近兩年來研發投入大幅增長，占GDP的比重超過2%，其中70%以上是企業研發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連續多年高于50%，2015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66.4%，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服務業增加值超過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提升。2015年，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0.5%，高于第二產業10個百分點。節能降耗取得新進展，201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同比下降5.6%。
記者：改革應在新一輪轉型中扮演什么角色？主要從哪些重點領域突圍？
王一鳴：第一輪轉型成功的關鍵在于堅持改革開放，解放了被落后經濟體制束縛的生產力，使中國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新一輪轉型需要從多個維度展開，根本途徑還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實施戰略創新驅動。按照熊彼特的理論，創新是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重新組合，包括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和組織創新。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企業家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進行重新組合，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進入新常態形成歷史性交匯，為增強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提供了重要時間窗口，這就要求加大創新驅動戰略實施力度，推動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第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在勞動年齡人口絕對量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快的條件下，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中高端技能培訓和中高等教育體系建設，成為經濟轉向高效增長的基礎。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每年畢業大學生700萬以上，受過中等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畢業生600萬以上，海外歸國留學人員將達到30萬以上，為傳統意義上的中低端人口數量紅利向中高端人才質量紅利轉換、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創造了條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將“想象力、批判性思維能力、創造力”等作為教育教學評價的重要內容，大力培養創新型人才。鼓勵民間創辦小型高層次研究型大學，放寬國外一流大學到國內合作辦學的條件。推進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應用技術本科高校和職業教育轉型，培育大批專業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圍內吸引人才，建立技術移民機制，更加開放便捷地吸引國際人才。
第三，推動產業提質增效升級。過去受供給不足困擾，產業發展主要依靠“鋪攤子”。進入新常態，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繼續“鋪攤子”的空間越來越小。產業邁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業機器人、信息網絡、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和領域，推動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網購、互聯網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務業態發展，促使企業向研發、設計、標準、品牌和供應鏈管理等環節提升。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兼并重組，盤活存量資產，促進生產要素由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流動。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打破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預期，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第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2015年我國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達到56.1%，但發達國家城鎮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與之相比還有明顯差距。推進城鎮化特別是加快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將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消納過剩生產能力，并繼續創造基礎設施和住宅等投資需求，使經濟增長由過去過多依靠外需轉向內外需協調拉動。
第五，推進綠色低碳發展。隨著能源資源和環境硬約束更趨強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資源支撐經濟增長的局面難以持續，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排放強度，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征的工業、建筑和交通體系，加大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力度，加強重點地區生態修復，加強水、大氣、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產品價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環境損害成本。推動地區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堅持誰受益、誰補償原則，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機制。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完善監測預警方法。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開放，意味著要參與更大范圍、更高水平的競爭，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創新，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將在“引進來”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走出去”，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通過深化上海、廣東、天津、福建4個自貿試驗區擴大對外開放試點，積極探索國際高標準的投資貿易規則。 文/本報記者 馬志剛
摘自《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