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戰略構想正在形成新的戰略驅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率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戰略構想和戰略上的謀篇布局正在形成新的發展戰略制高點和戰略驅動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在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上謀劃新格局，在經濟、政治、法治等領域開辟新境界。經濟自身有其獨特的規律，當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與之相適應的各種要素也聚集到了一定邊際和臨界點，再聚集就可能出現亂象，這時候就必須在戰略上做出調整，尤其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平臺期。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出現飛躍。而這一輪經濟發展的戰略動力恰恰來自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調整。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停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全黨全國工作的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來，在戰略上為新的發展要素開辟了空間，創造了條件，產生了強大的戰略驅動力。
今天在新常態下的戰略調整非常像改革開放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戰略調整。這種戰略調整在一段時間進行消化后，將形成激活新的發展要素的綜合推動力。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改革描繪了藍圖，十八屆四中全會為發展制定了法治框架，加上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方面構成在原來基礎上的新的戰略調整和謀劃。它的政策聚合效應和功能將逐步顯現。隨著改革向深度推進，可以預計將產生新的發展動力，就像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改革開放產生的政策效應一樣，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將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戰略動力。
政治環境的不斷優化為經濟發展注入政治動力
反腐敗在一定程度上為新的發展清理了空間，并正在形成進一步推動發展的新的政治生態，從而助推經濟進一步釋放活力。
腐敗是一種嚴重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政治毒瘤。在這種政治環境中，官員在干事的同時，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會想辦法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尋租和舍租，而商人也在想辦法為自己的發展尋找庇護，想辦法去賄賂手中握有權力的官員，為自己的商業活動尋找便利。
這種情況看似官商雙方都得到了好處，經濟也發展了，但其實是一種假象。官員不是想辦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為經濟主體創造條件，而是想辦法為自己的利益去干事，試想政策環境怎么能得到改善？商人不是想辦法去經營，而是想辦法去賄賂官員，企業的創新和潛力怎么能夠實現？商人大量的時間用來和官員吃喝拉關系，哪來的時間和精力搞好企業的節約、改造和創新？官員大量的時間用來和商人勾結，哪有時間和精力為眾多需要提供政策服務的百姓服務？這種現象勢必導致多數企業主都想辦法去賄賂官員，從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加大企業成本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交易成本。這種腐敗不下大力氣鏟除，交易成本將會居高不下。因此，重拳反腐是經濟發展的利好消息，它將進一步清理政治環境，改善政治生態，為經濟發展創造風清氣正的生態環境，進而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和企業成本，為經濟發展注入政治動力。
結構調整給經濟增長帶來結構性動力
經濟結構調整就是淘汰落后產能，以新的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勞動者素質的新型企業來取代落后的企業。這在發展戰略上是沒有錯的。但是，結構調整也確實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甚至還有相當長的陣痛期。
從勞動者角度看，勞動者必須適應新的產能對知識、技術和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抓緊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從事更高級勞動的技巧，他們就會被淘汰。要想適應新的勞動狀態就必須學習、培訓和提高，而這又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
從企業來說，落后的產能被淘汰了，新的設備和生產線引進了，一系列新的生產知識、規章制度都需要熟悉或逐步建立，這也需要時間進行消化和更新。從一般意義上說，所有的新生產線都需要知識結構和規章制度的更新，而更特殊的產業和行業，更需要包括轉變思想在內的全方位的變革。
這一切都會給結構調整帶來時間成本，舊的落后產能所留下的增長空間由于新產能一時還沒有馬上補上，所以就會出現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隨著調整陣痛期的逐步結束，企業轉型和勞動者自身轉型成功，新的靠勞動者素質和科技、金融等方面驅動的創新以及相關調控措施的出臺，新的發展要素正在不斷聚集和形成。新的結構將產生新的功能，因此結構調整將會給經濟增長帶來結構性動力。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
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在今天，隨著西方經濟不景氣，外貿拉動經濟的動力在減弱，而再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顯然已經不太現實，所剩下的增長動力就是消費拉動。我國的市場大其實說的就是我們的消費力強，但是從收入結構看，相關統計表明，我國行業之間職工工資最高與最低相差15倍左右。收入最高的10%人群與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為2007年的23倍，直至目前，收入差距還成擴大之勢。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基尼系數為0.275，而2010年已達到0.438。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在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并且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援引的調查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接近容忍的極限。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中國因此成為收入差距最高的國家之一。
收入結構的不合理勢必帶來消費結構的畸形，要使得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馬車”，就必須改革收入分配結構。十八大報告中要求“初次分配也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可見黨中央對分配公平性的重視程度。
初次分配重視公平，就要落實好兩個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落實中就是要：充分利用稅收等二次分配手段，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各項社會保障資金需要。因此，現在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多關注大多數勞動所得。使中下層收入水平的百姓手里有錢，敢于消費，有能力消費。從宏觀層面對于拉動經濟增長必然產生積極作用。
綜合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和內涵增長的動力
在金融政策上，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加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擴大金融對外開放。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優化信貸結構，通過正向激勵措施，促進金融機構將信貸資源更多投向“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為穩定經濟增長、激發經濟活力、促進就業創造良好金融環境。發揮金融、財政和產業政策的協同作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持續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有力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切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
在科技政策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推動大多數科技力量進入市場創新創業，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完善科技立法，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金融和科技是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有了金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改革，隨著這些綜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和落地，中國經濟發展就有了金融支持和內涵增長的動力。
外交政策的新舉措為發展進一步拓展了國際空間
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中國的發展也離不開世界。建立在“親、誠、惠、容”新政策措施基礎上的周邊外交關系，為中國的發展進一步拓展了空間，如“一帶一路”，“互連互通”，惠及周邊，又啟動了新的發展要素。尤其是“一帶一路”這一跨越時空的宏偉構想，承載著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賦予古老絲綢之路以嶄新的時代內涵。建設“一帶一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主動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它對推進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和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意義重大。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
“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這些國家普遍處于經濟發展的上升期，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廣闊。深挖我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潛力，必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我國對外開放格局中的地位，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推動東部沿海地區開放型經濟率先轉型升級，進而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開放新格局。
國際金融戰略和措施的創新為發展開辟了新的增長動力
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主要是為亞洲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供投資融資方面的便利，有利于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是為了支持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項目，有利于與現有的多邊和區域開發銀行在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相互補充，為金磚國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建設性平臺，也有助于提高金磚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不存在一方主導而另一方次要的問題，而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共同為全球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作出各自的貢獻。
與“一帶一路”的中國國家戰略配套，亞投行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承啟內外，形成內外互動的發展格局。對于提高中國的資本、工業輸出力度，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高中國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能力，提升中國的經濟話語權，統合國際社會經濟戰線，爭取國際資本與中國的合作，提高中國資本號召力等具有重大作用，其意義不可估量。
軍事領域的反腐與軍事思想的創新，為發展建立了堅強而有力的保障機制
國家要強大，離不開軍隊的保駕護航，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越來越國際化，國際交往日益頻繁，國際投資日益活躍，使我國的海外利益安全問題倍受矚目。要保證海外利益的安全，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國防。
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各種戰略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國際體系進入了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時期。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軍事領域發展變化廣泛而深刻，是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這場軍事領域發展變化，以信息化為核心，以軍事戰略、軍事技術、作戰思想、作戰力量、組織體制和軍事管理創新為基本內容，以重塑軍事體系為主要目標，正在推動新軍事革命深入發展，其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影響之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罕見。世界軍事領域發展變化，與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發展變化相互呼應、相互影響。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軍隊系統和軍事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以刮骨療毒的決心整治腐敗，以能打仗，能打勝仗為標準改革軍事，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理念不斷強化，為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復興打下堅實的軍事保障基礎。
黨的強大而有力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贏得了民心，為發展凝聚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引領中國發展的“中國夢”，既贏得了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又為中國的發展、崛起和復興導引了方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集體，以勵精圖治、夙夜在公的工作作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信賴和擁護。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領域的新舉措，為國家發展規劃了藍圖。尤其在治黨方面，從作風建設抓起，落實“八項規定”，堅決反對“四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重整官場風氣；強力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抓大不放小，幾十上百位省部級以上腐敗官員被查處，深得民心；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要求黨員干部真正回到群眾中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重新贏得了民眾的信任，使其對黨有信心，對反腐有信心，對未來有信心……
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之下，中國共產黨正在回歸“原點”——回到群眾當中去，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建設領域呈現出來的嶄新氣象，重新開掘了凝聚黨心民心的力量之源，更加夯實了社會和諧穩定的執政之本，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更加緊密。這一切將使這種精神動力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
摘自《人民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