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舊的常態正在打破，新的常態正在形成，這個過程必將體現和遵循客觀規律。真正科學的市場規律沒有特色，中國特色只體現在發展階段不同和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所區別這兩方面。筆者認為，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即將進入的新常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而這段時期的新常態僅是較長的過渡階段，尚存在后新常態。
一是高速到中速的新常態。根據三要素增長理論，中國正在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減擋期。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與國際高收入水平差距的不斷縮小，中國經濟若要保持平穩的可持續增長，其增速必然要經歷從超高速到高速再到中速的較長時間的逐步減擋過程，這個減擋過程將是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新常態，而最終將逐步過渡到經濟增長的長期速度。
二是中國二元經濟結構逐步融合轉變的經濟結構新常態。中國當前正處于劉易斯第一拐點向二元結構融合的過渡階段，由于中國的戶籍制度歷史和當前龐大的人口壓力，尤其是對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以及對自然資源的巨大壓力，中國的二元結構消融和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將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這一過渡時期將是中國經濟結構轉變的新常態。
三是過渡到制度紅利和智力紅利的供給動力新常態。研究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來自中央改革、地方創新和個人創業這“新三駕馬車”。改革能夠帶來制度紅利，制度紅利將通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釋放供給活力，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這個新的根本動力將通過企業這一供給主體在資源的利用、資本的運用和人力的組織這三個方面分別體現出來。
四是探索“新雙軌制”的經濟運行機制新常態。筆者認為，市場的三大核心功能是價格的信號與調節、企業的優勝劣汰和競爭的創新。為保障市場這三大功能的良好實現，政府應實現權利界定、競爭維護、安全秩序、外部性補充（包括公共服務）以及臨時功能這五個方面的職能。因此，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將從原來的政府主導資源配置過渡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補充與支撐的“新雙軌制”階段，政府行為也將從行政治理為主轉變為契約與法治為主的方式，這個過渡階段也需要較長的探索時期，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五是多目標均衡的貨幣政策新常態。貨幣政策的新常態主要體現在市場化和國際化兩大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推動資本項目進一步開放，匯率形成、儲備管理、國際收支和國際結算都將進入新時代，人民幣國際化會與國際貿易、中國企業全球化、國際政治與國際文化交往有機結合，從自貿區、區域合作再到國際合作的參與乃至創新，共同構成中國與世界不斷融合的新常態。
六是中央和地方有機結合的財政體系新常態。在結構化調控方面，財政政策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通過資產負債表建立財政信息披露體系，通過多層次的金融資本體系建設財政融資體系，通過完善立法建立現代化的財政預算管理體系，通過明晰市場與政府建立財政責任體系，將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體系與財政體系有機結合是一個逐步嘗試調整并根據發展情況不斷完善提升的過程，改革與完善將成為中國財政政策與體系的新常態。
七是中國企業部門“空中加油”發展中去杠桿的新常態。中國經濟中的非金融部門杠桿率經過幾年的迅速提高已經達到必須認真系統性應對的時刻。在發展中去杠桿，實現平穩的“空中加油”是解決中國經濟高杠桿問題的最佳方案，而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平穩去杠桿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多層次資本體系，無疑是中國經濟消除發展隱患的新常態過程。
八是國企改革的新常態。目前，國企改革是進行產業領域定位、資產管理到企業監管直至資本管理的新時期，劃分政府與市場的定位、國企與私企的定位，考慮國企與國際化等方面的問題，建立國有資本管理到國企現代企業制度的所有者、監督者、運營者等多層次的國企國資管理體系，都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新常態。
分析當前中國特色國情，面臨的直接問題主要是較低的經濟水平、落后的二元結構、計劃經濟的歷史與思維方式影響、面積大人口多和后發劣勢，這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對供給側的約束較多，沒能釋放供給的動力與活力。
筆者認為，解決的辦法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在文化習俗與價值觀等軟性制度層面，應從政府開始到企業與個人建立契約精神和法治文化，從思想和習慣上建立市場經濟的文化新常態。二是在強制制度層面，完善對企業和個人的權利界定與保障，對企業、個人和社會采用負面清單，留出創新的空間；對政府采用正面清單，進行權力約束，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新常態。三是擴大與深化開放戰略，在文化上增加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了解與認可，做到和而不同，在經濟上實現合作創新突破，將價值觀規則化，將利益柔性化，不但充分參與全球化，而且為全球化做出更多主動性的貢獻。
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創新，應深化改革創造制度紅利，通過制度紅利將人口紅利轉化為智力紅利，打造真正的中國優勢。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4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