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經文
一位專家最近提出，現在不少人將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僅僅理解為增長速度下降幾個百分點，這顯然太過簡單了。對于不少企業和行業來說，則很容易陷入被動。
這個提醒值得重視。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出現了明顯不同于以往的許多特征，不僅表現為經濟增速的放緩，更表現為增長動力的轉換、經濟結構的再平衡，面臨著復雜的系統轉型,也意味著改革開放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在這樣的重大關口，如何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深刻認識新趨勢，主動適應新變化，積極抓住新機遇，在穩增長、調結構中尋找發展平衡點、選準改革突破口、牢牢把握主動權，實現“新常態”下長期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尤為重要。
一、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規律的科學判斷
回顧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是7.4%，從中可以清楚看到經濟增速在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的脈絡。這究竟是短期的調整，抑或景氣循環周期的一個區間，還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一時間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和議論的熱門話題。
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來看，比較好的情況是增長速度大體反映了潛在增長率。影響潛在增長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結構、體制機制等等。而近幾年我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工資成本不斷上升，老年撫養比的提高則使得儲蓄率趨于下降，進而帶動了投資率下降。潛在增長率下降是個不爭的事實，更何況，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增長，我國國民經濟總量和基數變大，同樣是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在2000年意味著900多億元的增量，到2014年就要增加5600多億元。
歷史地看，潛在增長率自然回落，經濟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高速平穩增長期過渡，是現代國家經濟發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規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國工業化進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趕型經濟體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長后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達30%左右。這是客觀環境、客觀條件和客觀規律使然。不僅如此，當前我國更面對著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的大調整、大過渡以及科技革命的多點突破、加快應用。世界經濟長期結構性調整、新一輪產業變革融合與我國經濟增長階段性轉換相互疊加，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如果繼續追求過快的增長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僅違背經濟規律，而且會加劇已有矛盾、帶來諸多風險，造成經濟的進一步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以新常態來判斷當前中國經濟的特征，并將之上升到戰略高度，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變化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正在對宏觀政策的選擇、行業企業的轉型升級產生方向性、決定性的重大影響。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適宜、結構優化、社會和諧；轉入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即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經濟增長將與過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別，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基本告別。因此，新常態絕不只是增速降了幾個百分點，轉向新常態也不會只是一年兩年的調整。認識不到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征、新動力，不僅難以適應新常態，更難以把握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二、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新趨勢、新機遇
最近，浙江省的一家紡織企業決定去美國投資辦廠，不是因為家鄉的環境不好，而是因為綜合成本漲得厲害。他們比較了一下，人工成本的確美國比較高，大約是國內的3.57倍，但是把資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清關成本等七七八八折算下來，國內的單位產品成本是243.71美元/噸，在美國是239.23美元/噸，國內已經略高于美國4.48美元/噸。
當然，這只是個案，但國內生產成本連年大幅攀升是個不爭的事實。現在，不僅一些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具有低成本優勢，連發達國家也在步步緊逼。一家國際商業戰略咨詢機構在調查了全球25個主要經濟體后發現，目前中國制造業的成本競爭力仍然排名第一，但龍頭地位已經受到威脅。
“企業的日子不好過了”。比較起來，1998年至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年均增速高達35.6%，甚至2000年曾達到難以置信的92.0%；而到2013年，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僅為5.8%。應當說，過去那種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優勢。但現在形勢完全變了。一方面，各項成本上升無法阻擋，企業只能接受；另一方面，生產過剩導致過度競爭，企業利潤空間已經大幅減少。2012年3月至今，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已出現連續28個月負增長，表明企業想通過提高產品價格把成本轉移出去幾乎不可能。當前國有鋼鐵、有色、化工等行業已經出現全行業虧損，如此繼續下去，足以把一個行業的投入能力和發展后勁全都消耗掉。前些年，我國經濟總體處于高增長期，而且一波接一波，前期過剩的生產能力會被隨后的經濟擴張所消化掉，但如果后面沒有新的經濟擴張了，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很尖銳，企業發展將會面臨極大考驗。能不能通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加快轉型升級、打造競爭新優勢，對很多行業企業來說是一場“生死之搏”。
“傳統的手段不好用了”。過去，一旦經濟增速慢下來，宏觀調控常用兩手，一手是寬松貨幣政策，用以擴大貸款、刺激投資。現在，我國的存量貨幣規模相當可觀，2013年末廣義貨幣（M2）余額達110.65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56.88萬億元，M2與GDP之比為1.95，而美國的這個數字是0.65，僅為中國的1/3。M2與GDP的比值越高，說明經濟運轉的效率越低，相當于投入了大量的貨幣，卻產出很少的GDP。這也反映出在現有增長模式和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僅通過貨幣擴張不僅不會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相應提高，而且持續擴張下去，與國際流動性過剩相互疊加，還會增大國內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化的壓力。另一手是積極財政政策，用以對企業和消費者的扶持。近幾年，由于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收入增長亦隨之放緩，要維持財政支出，就要增加赤字，政府的債務規模又要繼續上升，積累更大風險。盡管當前我國總體債務負擔沒有超過安全線，然而把地方債務和各種潛在支出方面加起來，規模則不容小視，所以財政擴張的空間也十分有限。在這種復雜情況下，繼續擴大赤字和超發票子，不僅達不到政策效果，還容易掩蓋結構性矛盾，給未來發展埋下隱患。所以，加快創新宏觀調控方式，不斷探索定向調控、精準發力的新做法新經驗，就成為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轉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后，企業怎樣謀求新發展？國民經濟靠什么實現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宏觀調控與體制改革如何跟上經濟變遷？面對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新常態下的新變化、新趨勢。
綜合國際經驗和我國現實情況看，在增長階段轉換時期，經濟的最大特點是速度“下臺階”、效益“上臺階”；新常態下的明顯特征是增長動力實現轉換，經濟結構實現再平衡，突出表現為：一，生產結構中的農業和制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二，需求結構中的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三，收入結構中的企業收入占比明顯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顯上升；四，動力結構中的人力、資源粗放投入明顯下降，技術進步和創新成為決定成敗的“勝負手”。在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進生產力將不斷產生和擴張，落后生產力將不斷萎縮和退出，既能涌現一系列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也要使一些行業傷筋動骨、付出代價。
面對新常態，首要的在于搶抓機遇。現在我們擁有城鎮化的廣闊空間、“四化”融合的巨大動力、消費升級的龐大市場、技術創新的突飛猛進，還有遠未得到充分發揮的資本潛力、勞動力潛力、土地潛力等等。讓這些潛力源源不斷地迸發出來，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用“改革紅利”把即將消失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轉變為“人才紅利”、“創新紅利”，為新常態下形成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格局奠定堅實基礎。
面對新常態，我們還要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創建新的競爭優勢。要始終保持戰略自信與戰略耐心，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加強與主要經濟體的協調與合作，同時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轉變，用“開放紅利”穩固“全球化紅利”，以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激烈的國際經貿格局變化中爭取主動。
面對新常態，如果我們跟得上時代步伐，繼續發揚敢為人先的精神，就能夠抓住機遇，實現新一輪的創新大發展；如果因循守舊、止步不前，就會處于被動境地和淘汰行列。我們要把對新趨勢、新時代和新機遇的把握，同本地區、本部門和本單位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謀劃新的發展。
三、開啟提質、增效、升級的經濟發展新階段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全面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支撐長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等日漸式微時，我們唯一的出路仍然是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繼續向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動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創造新時期的“改革開放紅利”，開啟一個提質、增效、升級的經濟發展新階段。面對緊迫的任務，我們要堅定目標，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找準改革突破口，讓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抓住“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領域和環節，力求“一子落”，激發“全盤活”。
比如資本市場。資本是流動性最強的生產要素，是牽動發展全局的一條經濟血脈。一個健康的資本市場既有利于分散融資過度集中于銀行信貸的風險，也有利于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滿足居民投資需求和增加更多財產性收入。但是，我國資本市場在發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尤其是股票市場，近幾年并未與經濟同步增長，持續低迷和估值較低嚴重打擊市場信心，所產生的“負財富效應”對實體經濟是一種“抽血”，對消費和投資也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制。對此，專家們指出，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運行機制沒有完全市場化，圍繞著資本市場的生態環境也沒有市場化，促進資本市場發展的外部環境更沒有市場化。這不僅嚴重制約資本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完善公司治理兩大核心功能的有效發揮，也嚴重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資本市場一頭連著投資、一頭連著消費，我們一定要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保護廣大公眾投資者利益出發，高度重視和認真解決資本市場中的體制性制度性問題，采取切實改革措施落實新“國九條”，積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全上市企業分紅、信息透明等制度，增強股市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加快釋放資本潛力，使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獲得更加充實的血脈滋養。
比如科技創新。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的老路已經走不通，新路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這是一著“先手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根本的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最緊迫的是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過度行政化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有限的科技資源難以實現優化配置，科技資源短缺與閑置浪費并存，資源利用和投入產出效率不高。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就要緊緊抓住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這個核心問題，對科技管理體制、決策體制、評價體系以及科技系統組織結構、科技人員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驟地系統推進改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現代科技體制，最大限度調動和激發廣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會的創新活力，真正解放和發展“第一生產力”。
比如擴大消費。消費是最終需求，也是社會再生產得以順暢運行的關鍵環節。消費不足，就會出現市場疲軟，一味擴大投資只能進一步惡化供求關系，甚至帶來全局性的風險。目前我國最終消費率僅為50%左右，不僅遠遠低于全球平均80%的水平，也大大低于上世紀90年代初60%的水平。差距也是潛力，13億人的大市場，是中國經濟獨一無二的最大優勢，我們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重新認識消費、真正重視消費。為此，就要把擴大居民消費作為擴大內需的著力點，著力提高消費能力、優化消費環境、培育消費熱點；要以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為重點，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切實解決差距較大問題，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增強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還要不斷發展壯大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積極拓展新型領域，推行現代流通方式，鼓勵商業模式創新，在開辟新的消費增長點上下功夫。
比如制度創新。當前經濟全球化繼續發展，但多邊貿易體制遇到很多障礙和困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要素優勢逐漸顯現，而我國的傳統競爭優勢日漸衰減，擴大開放面臨新的考驗。基于這種形勢，探索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模式創新，形成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意義重大。為此，上海自貿區的試點以及實施的“負面清單制度”、“工商一口辦理”、“過程監管”等措施，將為各地提供成熟的經驗。當前一些地方把自貿區當成招商引資、跑馬圈地的“利器”，顯然還沒有擺脫傳統思維定勢。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基石是制度自信和制度創新，迫切需要用新思想、新辦法破除長期積淀的舊習慣、老框框，在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通過各領域改革的聯動集成，激發市場活力，構建經濟增長的新的動力機制。
應當強調的是，要渡過經濟減速關口、平穩轉向新常態，防控化解各類風險難以避免，也十分復雜，對于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以及信用膨脹、財政收支壓力等方面的問題，還需強調底線管理、主動有為。當前，中央反復釋放“經濟增速放緩處于可容忍范圍”信號的同時，正在有條不紊地按著既定步調推進改革，態度和力度都表現出強大的定力和決心。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好中央的各項決策部署，以一往無前的進取意識、時不我待的機遇意識、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讓全面深化改革為實現中國夢提供不竭動力！
